对市场变化向来敏感的国际投行，最近似乎对于价格已相对稳定的中国猪肉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有媒体报道，高盛公司近期斥资2亿美元~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10余家专业养猪场。据称，锐意做中国“猪老板”的国际投行并非只是高盛一家，德意志银行也开始大规模布局中国的养殖业。

　　根据一般的逻辑，这些外资的投入将促进中国生猪养殖产业的规模和效率的提高，还将促进这个产业的集中度和竞争程度的提高，帮助引入国外更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因此是件好事。

　　不过笔者认为，这些习惯了高高在上的投行们，如今愿意“自贬身价”来养猪，对于中国到底好处多还是坏处多，现在还言之过早。但至少从他们的行动上可以推断：庞大的资金所有者正在预期，未来的猪肉价格可能将面临一个长期持续上涨的态势。这些国际投行们在投资实现之后，会尽可能地推动这一进程再次“发飙”。或许，警惕国际投行威胁“猪肉安全”的说法是典型的保护主义言辞，但对于投行养猪行动所代表的未来猪肉价格大涨的趋势，则是政府应该严密关注的。

　　特别是在“生猪期货”可能在中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推出的背景下，投行养猪行动的意义更耐人寻味。据悉，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大金融机构加入“储油交易”的行列，它们在期货市场上卖出多头期货，然后在期货到期前卖出空头期货，交割期过后，他们将存在储油罐中同样的油，再卖出一次多头期货……这样的循环反复，导致国际上用于“储油交易”的原油大量增加，由于这些石油很多都不进入实际消费环节，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全球石油价格的走势。如果中国未来推出“生猪期货”，理论上在中国完全可能产生同样效果的“储猪交易”。鉴于金融交易具有将“未来现金流变现”的能力，因此理论上投行们可以通过未来的生猪期货来实现利润，并存在这样一种理论上的极端可能性：将已经到期的、基本没有利润价值的生猪，通过某种方式（如宰杀废置到期生猪、完全用于廉价出口）来减少国内市场供给。

　　事实上，笔者从来不怀疑金融资本对于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作用，但金融资本最大的作用是价值发现功能，它们的能耐就是将未来的现金流变现，因此，我们又不得不担忧金融资本对于一个产业发展所起到的“加速器”作用。如果它们在景气上涨周期内发挥加速器作用，在景气下跌周期发挥缓冲器作用，对经济体系而言，就是正面的。但如果它们不论景气上涨或下跌，统统发挥加速器作用，那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能够对这些金融资本造成影响，并决定它们是否能够对经济体系产生最大化正面作用的是我们的监管体系。因此，加快中国农产品市场化体系建设，提高透明度，强化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已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否则，金融资本进入中国农产品市场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点生产力的提高，更多的则可能是价格全面上涨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