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到海外投资养猪,成为时下业内养猪大佬圈中越来越热门的话题。尽管海外农场具有种种诱惑,但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农业的道路却并不平坦——
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听到海外资本投资中国养猪、养鸡的新闻,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也让这些资本财团赚得盆满钵满。这两年,国内猪价行情一直不温不火,不断增长的人工成本、行业竞争加剧,使得国内专业养猪人不得不思考新的市场可能性。
到海外投资养猪,成为时下业内养猪大佬圈中越来越热门的话题。
在国外投资农业应该注意些什么?
为什么去国外务农?农场租金低,产品价格高
去年9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乌克兰KSG农业公司签署协议,乌克兰将向中国提供300万公顷农田,主要作为粮食与肉类的生产地,乌克兰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农场。
由于可耕地减少和人口膨胀,中国一直是最积极的海外农田买家。中国消耗全球五分之一的粮食,却只有全球9%的耕地。中国与乌克兰的协议,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一笔海外农田购买协议。2007年以来,中国已经购买了在南美,东南亚和非洲的农田。
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郑宇洁表示,近年来在国际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国外租地政策放宽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或者海外华人看到了国外土地成本低廉的机遇。随着海外务农投资现象不断增多,投资方式和投资额度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除了廉价的租金外,海外农场一方面可以实现大面积、机械化操作,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在巴西、澳大利亚、美国等地投资农业,还可以学习该地领先的农业科技,同时实现反季节性生产,保障国内产品供应,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出国务农风险不小,国外养猪种地成本不能低估
尽管海外农场具有种种诱惑,但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农业的道路却并不平坦。
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农业用地价格相对低廉,农场主可以领取丰厚的农业补贴,但农场主需每年向政府支付高额土地税,税款约为政府评估地价总额的1%至3%。二者相加,成本陡增。无独有偶,加拿大农场购地费用同样低廉,但其财产税负担较重。
农业专家表示,农业关乎国计民生,因而在任何国家都极具敏感性。国内企业在进行农业投资前不仅要克服语言上的沟通障碍,还应先行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及当地的市场环境、风俗习惯等,不能只看到土地廉价便盲目介入,否则可能遭致亏损。
有在国外务农的商家举例说,在非洲投资时,经常会遇到当地优惠政策在落实时大打折扣的情况。原来承诺农业机械设备从中国运过去不收关税,但机械运抵了又变卦了。此外,当地工人的工作习惯与国内大不相同,一旦引导不好可能会引起纠纷。
海外务农并非一本万利
近年日本、韩国及中国等粮食供应较为紧缺的国家,均大举在海外投资种植业以保障食品供应,这一现象一度被海外媒体指为“海外屯田”,甚至被称为“第二次殖民”。而实际上,赴海外种地面临着种种风险,并非一本万利的生意。
“海外屯田”未必能真正保证投资国的粮食安全,其面临的风险包括生产国的气候及自然环境变化、社会及政治问题,运输的成本及安全性等。当产地需要增加粮食供给而产品却要出口时,投资者与当地的利益矛盾将变得尖锐。
比如,在缅甸,华人曹立发不幸“卷入”了缅甸联邦政府军与克钦邦地方武装的“战争”。2009年末果敢地区爆发战争,曹立发等农业开发者,只能任由农产品腐烂在亚热带雨林中。在南非、斐济,由于政局不稳,政策连续性差,一些上届政府任期内签署的协议,到了下届履职的时候被取消或变更,也会给中国企业造成损失。
此外,如果大规模垦植破坏环境及影响原居民生活,又会引来新问题,在现有或即将设立的国际监管之下,海外养猪种地显然不能逾矩。
海外务农的范例——日本农业
日本是海外种田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如今,已经和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地的农场签订了玉米等作物的种植协议,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
日本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海外屯田,可谓占尽先机,但也走过不少弯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置地种粮,但由于当时东南亚社会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日本企业的投资几乎损失殆尽。
为分散政治和经济风险,日本不再大规模直接买地种粮,而是采取与多方合作的方式。
首先是和土地供应国合作。日本几乎没有完全独资的农场,大部分以共同出资的方式与当地人合作经营。外国提供土地,日本企业或农民提供资本和技术。在投资比例上,外国政府以提供土地等方式出资51%,日本以提供农业机械、基础设施的方式出资49%.日本也不直接在海外农场种植玉米、大豆等大宗作物,而是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购买合同的方式来确保供应。
日本不仅与土地供应国合作,也和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第三方合作。在美国、法国的跨国粮商控制了巴西大豆生产和流通之后,日本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与之合作。2006年,日本三井物产与美国的CHS、巴西的PMG贸易公司,联合成立了合资公司,借此逐步渗透至控制巴西大豆生产的各个环节,最终确保本国的大豆供应。
总结:随着跨国合作的企业越来越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行业资源必将朝着低成本、高配置方向流转,企业应趋利避害、警惕风险;本土企业和经销商在受到冲击时,则须灵活应对,适时作出战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