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我国从国外引进大量优良瘦肉型种猪，这对提高我国养猪生产水平起到一定作用。然而在“重引种、轻选育”思路下，也出现了“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
　　从中国养猪业现状出发，选育适应国情的华系瘦肉型种猪，刻不容缓。

　　被忽略的外来种猪适应性

　　近20年来虽然瘦肉率越来越高，但猪的体质越来越弱

　　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生猪生产效率较低。2011年，中国猪平均存栏量4.68亿头，其中年底母猪存栏4929万头，总出栏量6.62亿头。

　　根据存栏母猪数和出栏猪数量计算，每头母猪年提供出栏猪只有13.4头，与国外每头母猪年提供出栏猪25头以上的先进水平比相差甚远。

　　最直接原因是猪的繁殖性能差，死亡率高。重大疫情给养猪生产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这只是一种表象，根本原因是忽略了外来种猪的适应性。

　　高性能国外品种因过度选育而致使抗逆性越来越差，引进的种猪表现出对中国环境的不适应，生产性能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尤其是在极端气候和疾病流行的情况下生产性能差，死亡率高，出栏率低。

　　地方猪的适应性是在国内特定地理气候环境和饲养管理方式下长期风土驯化的结果。而在发达国家，种猪几乎都是在恒温、恒湿、无菌的、不见阳光的全封闭环境下育成。国外优良品种来到环境条件差的中国（对国内绝大多数猪场来说都是这样），结果可想而知。

　　再加上近20年来对瘦肉型猪的强化、过度选育，虽然背膘越来越薄，瘦肉率越来越高，但是负面效果却是猪的体质越来越弱，抗逆性、肉的品质越来越差。

　　外来猪占比极高

　　我国养猪业只能充当打工者的角色

　　虽然外来猪在中国适应性很差，但因其生长快、瘦肉率高的突出优点而受到国人的青睐。

　　上世纪80年代初，出于市场对瘦肉型猪肉的需求以及外来猪养猪场对利润的追逐，外来猪形成的商品猪杂交体系（主要是杜长大）在国内迅速扩展，三元杂交的普及率不断提高，“外三元”猪的比例即使是在不发达地区也有增大的趋势。据估计，在我国饲养“外三元”的比例在70%以上。

　　目前，我国种猪依赖进口出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每年数百头，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1.2万头，到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种猪进口国。

　　长期以来，我国只能充当养猪强国打工者的角色，陷入了“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从国外大量引种的同时，也将一些一直困扰中国养猪业的难以控制的疾病，如蓝耳病、圆环病毒病、伪狂犬等带进国门。

　　培育华系瘦肉型种猪的两大方向

　　应发挥地方猪优势，“在逆境中选择抗逆性个体”

　　作为优良品种，除了必须具有优良的生产性能外，适应性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世界上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纷纷成功培育出适应本国环境的高产高效本国品牌杜长大品种。

　　选育华系瘦肉型种猪应注重两大方向：充分发挥地方猪的优势；“在逆境中选择抗逆性个体”，加速风土驯化。

　　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优良种猪资源。可以说，我国种猪资源之丰富、种猪资源之优良，在世界上无与伦比，这正是可以育成世界最好种猪的物质基础。

　　有相关资料曾对8个地方猪种的抗寒、耐热、抗饥饿、高空反应、抗病等抗逆性方面进行初步探索。与外来猪相比，我国地方猪表现出对环境较好的适应性和抗逆性。

　　实际上，我国不少优良地方猪种资源被国外引用作为遗传材料。早在18世纪，中国广东猪种被引入英国，与当地土猪进行杂交，育成世界闻名的大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混血”改良后又重新用来抢占中国市场，例如pic配套系的母系中就有梅山猪血统。1979年，法国带头引进中国太湖猪，使该国猪产仔数的育种研究进展加快了20年。

　　中国地方猪适应性强、繁殖性能好、肉质好，劣势则是生长速度慢和瘦肉率低。因此，在向外来猪导入地方猪血液的过程中，既要导进中国猪适应性强的基因，又要避免带来生长速度和瘦肉率降低的负面影响。其中关键的问题，一是地方猪血液在洋猪中的比例不可过高，二是必须加强选择。

　　现在的研究证明，由环境引起的适应性变异是可以遗传的。动物的风土驯化就是适应性可以遗传的证明。新引进的外来洋猪，因未能完成风土驯化的遗传改变而不能很好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不具备很好的抗逆性和抗病性。

　　当然，自然风土驯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实际上，外来猪在生产条件、饲养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些与环境适应性相关的性状也会发生变化。通过人工选择和人为措施，可以加速向更有利方向变化的过程。

　　在逆境中选择抗逆性个体可以加速风土驯化过程。这种抗逆性包括对恶劣自然气候条件的适应以及对病原环境的适应（即抗病性）。关于动物抗病育种，有关方面的专家提出了多种方法，其中有一种是用直接观察法选择抗病个体。这与“在逆境中选择抗逆性个体”的观点一致，但也有学者认为：抗病选择的表型是环境效应，效果值得怀疑，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