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效抵御市场和疫病两大风险，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成都市在全国率先发动的这场生猪产业化、现代化革命，已经开始冲破几千年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正在构建的新型生产力格局，已经引发的农村生产关系大变革苗头，值得密切关注。


 
　　　生猪运销大户正在装车运猪。新华社记者 齐海山 摄
 
　　　散户逐渐减少、规模户增多，已成为大趋势

　　对于以生猪为代表的畜牧产业而言，最大的风险是市场风险和疫病风险，两大风险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传统的以户为单位的散户养殖模式，无法解决排污、环保等难题。
　　四川广汉市绿松养殖场总经理罗杰松算了一笔账：“我们场一头种猪的18针次疫苗，要花50多元；商品猪打三次，花17元至18元。但有个特殊情况，不少疫苗并不是以每头猪的剂量来散装的，有些疫苗特别是进口疫苗，是按40头的剂量包装的。对散户而言，养一头或几头，都得买一瓶，一组疫苗要全套买齐，得花2000多元。”
　　罗杰松的结论值得参考，他说：“散户不可能为几头猪去花大价钱买药，基层政权也不可能为千家万户的每头猪打那么多次针。因此，散户养猪，不死亡、不发病纯属侥幸。”
　　基层干部分析认为，加之农民外出务工和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向城镇和城市转移，散户逐渐减少已成为农村大趋势。农民务工挣钱、规模养殖场为社会提供生猪商品，正在形成农村新的生产力格局。

成都模式：养猪社区化、农民股份化

　　为解决散户养殖商品猪的市场风险和疫病风险，成都在今年启动的生猪产业化改革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解决办法，即养猪社区化、农民股份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新的生产关系格局。
　　记者解剖了大邑县华悦生态公司养猪场模式，据公司技术经理陈弟华介绍，正在扩建的年产两万头养猪场，基建投资500万元。资金比例是按3：3：4的结构，即农民入股30%、村集体入股30%，企业入股40%。
　　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村集体通过向大邑县现代农业投资公司借款入股，农民则以土地和现金入股，土地指养猪场所占用的土地。现金每股1000元，最低1股，最高不超过10股。陈弟华说：“对股份数量限制的目的，是政府确保大家都有股份，惠民面要大。预计每股分红300元，其中村集体分红可达到8万至20万元的水平，用于村上各种公益事业。”
　　对经济困难的农户，则把每个规模养殖场建设中由政府补助的20万元量化到他们身上。如此一来，绝大多数散户以股份形式拥有了分红的权力，解决了增收和吃肉的难题。
　　对这种农民股份化、养猪社区化的新型生产关系格局，基层干部形象地概括为“农民养猪不喂猪，农民有猪不见猪”，并称这是新农村的写照。

村级政权归位，新生经济组织协调各种利益主体

　　在这场催生新的生产力主体、衍生新的生产关系格局的生猪产业化大变革中，最基层的村级政权开始退出经济活动，其利益保障以股份形式体现，同时回归政权本位，只履行提供和保障公开、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的职能。而企业、村集体、农民三方的利益关系，则由各村成立的生猪专业合作组织协调。
　　据成都市农委介绍，企业、生猪专业合作组织都可以作为项目实施主体，但村委会不能作为实施主体，只能以股东身份参与。市场(包括县级)补助资金，一律要量化到农民，量化方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村委会与业主共同成立生猪专业合作社，村委会作为股东将财政补助资金直接量化到每个村民，并将每年的红利再量化到每个村民。如蒲江县的模式。
　　二是村民成立生猪专业合作组织，合作组织携政府补助资金入股养猪场，再将每年的红利量化到村民。
　　三是召开村民大会，村民推举村委会成员作股东代表，携补助资金入股养猪场，按股分利后再将红利量化到村民。如龙泉驿区和新都区。
　　四是业主和村委会共同成立生猪专业合作组织，政府补助资金作为村委会的股本金，合作组织保底分红给村委会，村委会再量化到村民。如双流县、都江堰市等。
　　成都市农委副主任柯建国博士认为，成都市的实践表明，这场变革旨在探索、培育和大力扶持新的生产力，以适应现代畜牧业和市场主体。过去是农户经济，今后是农户、集体、企业等要素共同形成新的生产力，如合作社、规模化种猪场，规模化养猪场、加工企业等等。
　　柯建国说，成都的实践，将通过探索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提高畜牧业的组织结构。成都规定，在现代养殖企业中，龙头企业股份不能少于40%，农民的股份不得大于60%。与前几年“公司加农户”模式不同的是，过去是合同关系，违约追究很难；现在是股份关系，各方面都是真正的利益主体，这种新型的合作制，有公司出面面对市场，有龙头企业出面组织生产，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并按章程实施选举、监督和分配，符合国际上的成熟模式。
　　记者了解到，在都江堰市等基层区、市、县，有关部门已迅速借鉴这一模式，把它运用到猕猴桃等水果和蔬菜等其它种养业上。新型的、有效保障农民利益的农村社会生产关系，正在农村许多领域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