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几个月的全球食品危机中，实现大米少量净出口、小麦基本自给自足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北京的角色仅限于加强出口审查，以防有人借机牟取暴利。

　　中国国务院下属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崔晓利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粮食危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也不会有。”

　　最近几个月，中国的通胀率达到11年来的高位，几乎完全是食品价格上涨所致。但中国政府和许多经济学家都辩称，食品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暂时现象。

　　但崔晓利等分析人士的短期平静，掩盖了中国农业面临的长期压力。这些压力已濒临引发一场中国食品贸易和生产方式的革命，甚至有可能促使中国到海外去寻找可耕地。

　　中国人正在逐步富裕起来。像西方人一样，他们的食肉量也在增加，这意味着需要饲养更多的猪牛羊等牲畜，由此刺激了饲料需求的激增。

　　中国人口占全球的21%，但耕地面积只占全球的9%，水资源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分布不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无法在牲畜饲料方面自给自足。

　　过去3、4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上升了两倍，目前已占本地需求的60%至70%。相比之下，2002年的这一比例为20%至30%。

　　今年，中国政府开始限制玉米出口和国内用玉米制造乙醇，以防止供应短缺。但最终，除了大豆外，中国必然还要进口大量玉米。

　　尽管对于中国何时会成为所有谷物的进口国，分析人士意见不一，但很少有人怀疑，为了满足需求，中国政府将被迫调整其基础粮食自给自足的长期政策。

　　瑞银(UBS)分析师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我们已经看到需求高企、供应紧张和市场开放形成的‘完美风暴'对其他大宗商品进口的影响。相同的因素迟早必然也会影响到食品进口。”

　　举例说来，只要中国玉米进口量增加，就会立即影响到全球价格。一位驻北京的农业分析师认为，由于全球乙醇需求高企，目前国际市场上“谁都没有玉米卖”。

　　有关食品问题的辩论，大多集中于贸易领域，往往忽视了一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发生在中国7亿多农民及其家庭基层的另一场中国农业革命。

　　刘永好是总部设在四川成都的希望集团(Hope Group)的董事长。他在上世纪90年代挣的第一笔100万美元，以及后来更多的钱，都是通过养猪获得的。

　　在涉足其他产业之后，这位企业家表示，他将回归根本，利用中国农业企业即将发生的剧变带来的机遇。

　　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刘永好和他的几个兄弟一道名列中国首批富豪榜的榜首。他认为，中国支离破碎的小农户体系（各自销售自己的产出）必然会灭亡。

　　他表示：“现代工业及都市经济与小农经济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意味着规模。”

　　“近期发生的通胀和食品安全问题，都与我们的运作体系有关。如果一个体系里有2亿个生产单位、每个生产单位只养4、5头猪，我们怎么监管？”

　　美国的三大猪肉生产商为市场提供了大约80%的供应量。而在中国，名列前三的生产商总共能有10%的市场份额就算走运了。

　　刘永好正在将他的创业精力投入到建设一家单一的、垂直整合的全国饲料业务中。如果他取得成功，那么考虑到中国猪肉和其他肉类的消费规模，他必然会拥有全球最大的饲料业务。

　　刘永好不仅卖饲料，他还想控制从种畜到肉类加工的全过程。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将不得不与可能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签订合同，并帮助他们融资。

　　刘永好认为，出于与近期中国乃至全球食品通胀不相干的原因，中国农业成本将会继续上升，以便与城市工资水平竞争，并转化为更高的物价水平。

　　他表示：“现在想养猪的农民更少了，70%多的中青年农民都已离开农村。在市场如此失衡的情况下，价格肯定会上涨。我认为，高价会维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