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近期斥资2亿～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

    记者获得这条信息后进而发现，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PE渗透的不仅是中国养殖业的整条产业链，更涉及中国农业上下游各个领域。

    在多哈小型部长会议再次破裂、各国死保农业底线的今天，高盛以及其他国际投行在中国农业相关产业链领域不断追加投资的行为值得关注。

    “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20.32,0.07,0.35%,吧)。”罗杰斯如是说。

    投行养猪？

    “高盛现在正在按照区域来大规模地收购养猪厂。”一位消息人士说，高盛的资本之手正在向中国农业产业链的更深处推进。

    新希望(10.99,0.12,1.10%,吧)集团副总裁王航同样观察到这一现象。“近两年来，我国的生猪产业正在从‘千家万户养殖’、‘后院养殖’向专业户养殖与合作社养殖演变。”王航告诉记者，目前，专业户养殖与合作社养殖已经迅速占到了全国养殖量的40%，并在以加速度推进。“到明年，规模养殖会超过50% ，这为国际资本的并购进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高盛日前在湖南和福建等地全资并购过来的养猪厂并未自己进行经营，一般都是转手给他人承包，自己只控制最为敏感的价格部分。”上述消息人士透露。

    事实上，在中国“养猪”的投行并不止高盛一家。据记者了解，德意志银行同样正在大规模布局国内的养殖业。

    2007年中，德意志银行面向全球发行了“德银DWS环球神农基金”，“该基金起购点在1万美元以上，将投资定位于以农产品为主的食物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不同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向中国，可见中国农业市场存在的巨大机会。”与德银中国过从甚密的姜华告诉记者。

    姜华，上海宏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资本运营官，此时正在与德意志银行洽谈该厂的股权融资事宜。“他们很看好养殖行业，而且投资的要求很是迫切。”姜华说。

    据记者了解，姜华所在的公司共有15万头猪，在国内已经算是大型的养殖企业，尤其在养猪企业不多的上海更是名列前茅。在他们把融资需求抛向市场后，短时间之内就收到了市场上近百家PE的意向。“其中，德意志银行出价颇高，其他优势也更明显。”姜华告诉记者，他们正在进行深度的洽谈。

    “初步谈成的是德意志银行注资6000万美元，获取养猪厂30%的股份。融资的同时，进一步谋求企业的海外上市。不过，现在因为协议的某些条款及回购风险等问题，作为民营企业家的负责人还没有在意向书上签字。”姜华说，这也让德意志银行担心，日后对其他同类企业的收购价会一路水涨船高。

    据了解，近年来在天津发展势头很猛的农业产业集团宝迪也在进行大型私募，德意志集团也参与其中，计划注资金额同样达到6000万美元。

    宝迪集团的计划是在全国建立十大肉食品工业园，与雨润、双汇三分天下。德意志银行如果注资成功，就可以大举进入中国大宗肉食品消费市场。

    从猪栏伸出的产业链条

    尽管王航认为高盛此举更像技术性的操作而非处心积虑的产业布局，但有着资深国际投资经验的辜勤华博士还是提醒说，“国内大的投行如中金、建银等可能都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国际资本在投资方面更加现实，更懂得通过资本与产业的结合获得超值利润。”

    “一是国内市场庞大，还可以供给国际市场，销售不成问题；二是中国拥有世界几乎最低的劳动成本，猪肉的生产成本容易控制；三是价格上涨空间最大，便于包装上市，获取投资题材；四是如果控制该行业，则可以获取持久的超额利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说。

    “尤其是中国处于该行业的企业普遍比较小，实力比较弱，国外资本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能很快介入，不多的资金就能控制终端市场，这是机会所在。” 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的张海森博士说，中国的生猪养殖及屠宰加工业备受国际资本的青睐并不奇怪。”

    “由于生猪养殖及加工业集中度不高，即使大规模或大范围的收购也轻易不会构成垄断。”业内人士就曾指出，中国前三大肉类加工企业占全国的总市场份额仅为3.7%，典型的如高盛对双汇的收购及雨润进行参股，也不会形成垄断。但是，生猪养殖及消费的区域性，却足以使其局部地区获得价格上的控制力或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在目前关系全球经济命脉的几大行业领域，如能源、金融、矿产、电讯等，中国对资金的进入尤其是外资的进入都保持了高度警惕，并高度关注产业安全问题，唯独农业，中国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开放态度，很多在该行业的并购对外资基本上没有任何门槛限制。”在辜勤华看来，随着全球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农业问题对于全球经济的利益攸关，中国的农业及食品产业链正在为国际资本创造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

    而国内对农业相关产业的各类补贴以及财政扶助措施同样可以惠及进入这一领域的国际资本。

    在辜勤华看来，国际资本的机会还并不止于此。这些国际资本可以一手控制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大豆、玉米及豆粕的价格，同时可以一手控制中国的生猪养殖企业，从中直接获取利润。

    “大豆、玉米、豆粕等是农业饲料的主要来源，其价格直接决定着生猪养殖的成本及猪肉的价格。而且今年上半年大豆价格创出新高，全球大豆储量则创新低的报道，进一步暗示着生猪养殖面临巨大的获利机会。”辜勤华说。

    而据记者了解，由于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两房危机”的影响，7月份，美国大宗商品价格高台跳水，相应的投资额高达1500亿美元的指数基金开始撤离。中国正在成为资金新的逐利场所。

    “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德意志银行是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混业经营的银行，比摩根、高盛这些专做投行的机构有着更强大的资金实力。他们的目标是参股各种类型的大型农业企业，向中国农业的上游、中游、下游分头渗透，养猪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姜华说，区别于高盛的全资收购，德意志银行做的是战略投资，企业上市或被并购后就会套利退出。”

    “在中国，单独的养殖风险很大，养殖业不是越大越好，而必须根据地区的情况采用适度规模的养殖方式。投资人要进入此行业，需要有相关的产业链作为依托。”王航说，这样就能解释，为何外资投行会涉足养殖业上下游产业链。

    的确，高盛在有了双汇和雨润的肉类加工企业以及成熟的销售渠道和品牌后，向上游收购养殖厂已无后顾之忧。加上对原材料期货市场一定的把控力度，产业链的依托可谓完整，所以它敢于全资收购。在姜华看来，德意志银行同样在整个农业产业链方面进行拓展，其战略投资的灵活性使得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

    资本图谋：农业盛宴退出容易

    “目前外资基金投资策略出现变化，日趋理性，争做天使投资家，投资重心向前期项目和受宏观经济影响小的行业转移。”在资深私募股权融资法律专家李磊看来，生猪及其所在的农业链条毫无疑问是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行业。“ 如果存在较为长期持久的利润，进入还来不及，何必急着退出？”

    李磊告诉记者，一般来说，私募股权资本(PE)进入一个企业之后，典型的退出途径有两种：一是上市，二是并购。企业成功上市，往往意味着股权的超值溢价，也标志着私募股权资本又一个成功项目的诞生，有助于打响PE的品牌。而并购，则意味着更少的成本，更短的操作时间，更恰当的时机，有时也是更隐秘的操作。

    如德意志银行对一些农业企业的介入，就是希望帮助企业实现海外上市的目标。而高盛则是全资收购养猪厂，其目标可能是要控制某个基础产业链，与传统PE的操作手法有很大不同，这也就意味着其并不急于退出。

    李磊告诉记者，即使到了需要退出的时候，可能仍存第三种路径：如金蝉脱壳等。

    典型的金蝉脱壳的方式就是将生猪在养殖厂直接进行交割，当然，这有赖于中国最终推出的生猪期货的相关规定。据记者了解，2007年开始，“生猪期货”已经开始提上我国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所的推出日程。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与消费国，“生猪期货”的推出将可以避免生猪价格的大幅波动，并加剧行业内的规模经营和行业间的纵向整合。

    “市场不好时，资本可能会突然抽离，需要说明的是，国际资本控制农业产业链，并不一定是在国内赚钱，很有可能是通过对产业链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海外获得相应的收益，如原材料的收益，或出口产品的收益等。”李磊说。

        2008年7月31日，围绕农业与非农产品(20.32,0.07,0.35%,吧)市场补贴与市场开放问题长达7年之久的多哈谈判再次破裂，由此，在粮食危机袭扰多国的今天，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成了各国死保的底线。

    在各国各种死保农业的背景下，外资对中国农业的大举进军，是机会还是风险？

    外资逐利本性

    对于“高盛养猪”的利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说，必须辩证来看。

    “预计高盛将定位于高端猪养殖和屠宰，这可能引起国内普通猪肉的价值发现，引领国内猪肉价格上涨。但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猪肉浪费；强调品牌、绿色、有机、品质、口感等；有助于形成一个现代养殖场和产业化的示范,摆脱长期以来家庭养殖的弊病,向现代养殖业方向发展。”

    在曹建海看来，外资进入同样有利于农村非耕地地价上扬，形成城市、乡村合理的地价比例关系，只是这样的结果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的。

    “金融企业控股中国基础产业，虽然在一定时期有利于投资增加，引进先进的养殖技术，但可能引起过度炒作，价格控制，资金骤然撤出会给中国带来食品危机，这些要充分估计到。”

    对于中国农业潜在的相关风险，国际资深投行人士辜勤华进一步解释说，“关键是不能把粮食及其他非农产品(肉禽蛋奶等)这些涉及国家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产业让国际资本拿走，国际资本惯常用炒作高利润、高回报的操作方式来影响产业的发展，久而久之，本国的产业就会失去竞争力。”

    辜勤华提醒，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农村精锐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已经使我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逐步向依赖外国农产品进口的方向演变。2008年，我国粮食进出口首次出现逆差，给了国人一个警醒的信号。

    “现在，60%的大型的大豆加工业已经被外资控制了，我国也成了每年大量进口大豆的国家。而在非农产品市场上，以奶业为例，虽然都是在本国生产，本国销售，但实质上，奶牛及奶制品的加工技术我们都严重依赖国外。相当一部分利润已经被国外拿走了。”辜勤华说，尽管从8月1日开始实施《反垄断法》，但由于农业相关产业的集中度并不高，所以不能对外资进入实行有效的监管。

    “农业问题或农业危机会把整个金融系统，整个经济体系一并拉下水。而如果换位思考，我们拿着钱到美国，到欧洲去收购他们的农业，根本无法进入。”辜勤华说，由于相关的农业保护政策，以及国家良好的农业补贴与福利计划，欧美的农业企业主或农场主几乎没有出售的意向。

    不过，辜勤华表示，“资本以‘养猪’为起点，向整个农业产业链延伸渗透，并借助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打通价格通道，通过控制产业链来获取超额利润与丰厚回报，是资本逐利的本性使然，只要资本的运作合规，就不存在恶意与否的问题，也不能将风险归责于资本。”

    决策部门须警惕风险

    “但是，政府决策部门必须警醒，了解风险的根源所在，通过制订不同的政策，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同时化解和防范潜在的风险。”辜勤华说。

    对此，辜勤华给出了三点提醒，他认为，中国农业最大的风险在于农业生产方式落后，靠天吃饭。一旦出现大的气候危机，问题就会陡然而现。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目前工业发展迅速，温室效应增加，自然环境变得很不正常，加上农村人口向城市化的转移，中国迫切需要在政策链条上加强对风险的防范能力。

    “其次，中国农业正处于急缺资金与技术的发展时期，外国投资者看到了机会，首先下手，掌握了资源性产业，除非我们以更高价格买回，否则很难回转。因为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与中国都签有‘保护双边投资协议’，这等于是为他们的投资上了保险。即使我们之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做出调整，也不会溯及既往。

    “再次，农业项目的分散性，收入低下，规模难成气候等特点，使得不少政府的基层主管人员，容易在关注GDP目标时忽略了农业。即使在国务院一再强调农业的当下，他们也是说的多，做的少，对于农业支持的力度，对于农业关注的问题等都存在不实在和虚假的情况。这也是酝酿农业危机的因素。”

    在辜勤华看来，政府有必要加快制定农业产业安全的防范政策，谨防国际资本对农业基础产业链及其价格的操控，更不能给国际资本留下赚得盆满钵满后骤然撤退加剧危机的可能。

    “农业具有刚性需求，属于不可复制的产业，其对产业安全的要求比工业要高出很多。我们要对外资渗透中国农业的举措保持高度警惕。在产业投资政策上，一定要把农业掌握在自己手里。”曹建海说。

    同样，众多农村问题专家也表示，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重视，这种重视不仅仅是通过减税，增加补贴和扶助措施来改善我国农业的现状，提高农民的积极性这么简单。国家需要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规模化生产，集中优势的资金和人才进入农业领域，加大对农业关键技术的开发。

    “要想排除或抵御农业的危机，政府需要增加一种紧迫感与危机感，就像我们现在为防范金融风险以提高准备金作为杠杆一样，对农业也要预计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抵御措施，在必要时可以动用国家资本的杠杆。”辜勤华建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