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技术进步与市场条件下，对集约经营效益的追求推动生猪产业持续向工厂化、规模化发展与演变。

　　这一趋势是全球生猪产业生产方式因技术进步和市场条件下对集约经营效益的追求而发生的转变。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丹麦和荷兰将杂交优势理论应用于生猪产业二元杂交繁殖后，工厂化繁育养殖就开始了，并逐步演变为一种新发展趋势。60年代～70年代这一趋势主要向欧洲、北美和日本扩张，紧接着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于70年代兴起。而到80年代时三元杂交繁育体系又发展起来了，且以美国、加拿大、匈牙利等国为代表。

　　我国的生猪工厂化繁育和规模化养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之时就以三元杂交繁育体系为主进行，先从东部地区大都市郊区兴起，而后向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大中城市郊区及农村扩展，至今这一转变仍在进行之中。

　　但到目前，我国生猪产业的工厂化繁育和规模化养殖与发达国家间仍有很大差距。

　　2 收入增长、技术进步及食物结构变化推动生猪产业持续向健康、安全肉质方向发展。

　　我国生猪产业实现了“肉品由脂肪型向肉脂兼用型和由肉脂兼用型向瘦肉型的转变”，事实上，这一转变既是生猪产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食品消费结构不断高级化背景下出现的产品品质与产品形态的转变，也是国际生猪产业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追求健康、安全食品为代表的瘦肉型猪生产在我国的反映，同时还是知识经济时代国际、国内基因转移、胚胎移植以及DNA探针检测等科技含量高的生猪繁育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后出现的必然趋势。

　　3 对风险的控制和对食品安全及规模效益的追求，推动生猪产业纵向一体化扩张持续进行。

　　我国生猪产业实现了由单一的毛猪生产向产、加、销一体化的联合企业的转变。实质上，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深入各国人心，在全球范围广泛推行食品安全准则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生猪经营企业或肉类产品加工企业，以风险控制和规模经济效益的追求为基本目标，以“环境安全—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全过程安全管理为基本准则和经营理念，纷纷开始向后项产业和前项产业兼并收购，推动企业一体化规模扩张。

　　向后项产业的扩张，有助于有效控制生猪肉类产品原料生产及上游供给风险；向前项产业的扩张，有助于有效控制营销渠道及市场风险，使企业能够在更高层次和整体产业链经营中获得更大规模经济效益。生猪产业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典型国家是美国

　　我国自2000年开始出现了批纵向一体化生猪生产经营企业，通过兼并发展实现了从生猪屠宰、肉类加工、饲料生产到生猪繁育的产业化规模经营，可与美国最大同类企业相比，但全国整体水平还很低。

　　4 对环境成本与劳动力成本低廉及人口和降水少等生产条件的追求推动生猪产业发生空间转移。

　　生猪产业污染排放量大，劳动力使用相对密集，人口众多的地方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因其污染重而往往遭到鄙视和非议，同时，干燥的环境相对潮湿的环境而言，更易控制养殖环境温度和湿度，生产经营成本更低。

　　正是基于这些特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位于美国伊阿华州、加利福尼亚洲、伊利诺斯州和威斯康辛州等的众多生猪生产企业，纷纷向北卡罗来那州、奥克拉荷马州、科罗拉多州及尤他州等条件更适宜的地区转移，其中，1980至2000年间，伊阿华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斯州生猪生产分别下降了5.12%、2.96%和2.59%，而北卡罗来那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生猪生产则上升了12.22%和4.88%。

　　我国在整个90年代之前，各大都市郊区生猪产业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上海和北京率先将布局于郊区的生猪产业逐步向远郊县及周边省市转移。根据上海市“十五”养殖业发展专项规划，宝山区等五区一批大公司将向江苏、浙江、安徽、湖南、辽宁和云南等省区共转移畜禽场52家，其中猪场18家。

　　2003年上海生猪出栏410万头，与上年同比下降了8.9%，其中规模化猪场同比下降了10.53%。北京近年也开始将布局于近郊区的规模化养殖场向远郊县转移，未来将有众多养殖企业向河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转移。

　　5 生猪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工业化及城乡居民生活之间存在的资源之争。

　　在传统的分散养殖时期，我们几乎感受不到生猪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而生猪产业进入工厂化繁育和规模化养殖后，场区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有相关人士考察了解，一座基础母猪1000头、年出栏20000头的工厂化猪场，在场外隔离区、场内生产区与生活区、清洁区与污染区、生产区内繁殖区、保育区、育肥区、隔离区、仓储区以及人流、猪流、物流、废物流等严格按畜禽防疫及卫生标准设计时，至少需要120亩～150亩土地。如果将目前我国出栏的近6亿头生猪全部按这种标准生产设施建设，那么将需要24万～30万公顷建设用地，同时每座猪场选址要求周围至少1km～3km半径范围内无居住人口和动物活动，核心种猪场选址要求至少达到5km半径范围内无居住人口和动物活动。

　　事实上，在我国东部地区符合这种选址条件的土地几乎难以找到。除建设用地外，生猪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的粮食资源作为饲料原料，耕地得到充分保障，才能生产足够的饲料原料。以目前我国近6亿头肉猪和4000万头种猪为基数，按肉猪2.5∶1的料肉比和种猪1吨/年饲料消耗量计算，每年用于饲料的粮食接近2亿吨。同时，一头猪维持正常生命活动消耗的水量，绝不亚于一个人维持正常生理活动所消耗的水量。对于那些实行水冲式猪舍的猪场而言，其猪均消耗的水量将更大。

　　我国土地资源、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本身就很稀缺，加之目前又处在工业化深化发展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总规模极其庞大的生猪产业发展，无疑给自然资源的供给带来压力，使我们总处在为改善生活水平而大力发展生猪产业，同时为节约自然资源又不得不对其发展加以约束的矛盾之中。

　　6 种猪及猪遗传种质资源的引进与普及使地方猪及其遗传种质资源的保护越来越难。

　　国外种猪及猪遗传种质资源的大量引进和繁殖普及，是一种人为扶持生物优势种群发展的行为，这对处于不加以扶持和干预的本土地方品种及其遗传种质资源保护而言，无疑构成了巨大威胁。同时，利用外引种猪及其遗传种质资源与本土种猪及其遗传种质资源间不加任何约束地进行杂交和组合，更加大了本土地方猪品种及种质资源的保护难度。

　　地方猪种资源是我国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培育新品种、保护家畜遗传多样性、促进我国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好地方猪种资源意义重大。目前，各地虽然在地方猪种的保护与利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看，地方猪种保护由于起步晚、基础差、任务重，面临的挑战较为严峻。因此，进行引种改良的同时，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本土猪品种及其遗传种质资源，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忽视的问题。

　　7 难以调和的生猪产业工厂化、规模化和一体化发展与农村就业及收入创造间的矛盾。

　　一般而言，一个产业劳动生产率越低，这一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应越多，当然效率的损失本身会造成资源浪费。生猪产业历来被我国政府视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但随着基于集约效益和规模效益的生猪产业工厂化、规模化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这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产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少。

　　我国有关部门目前通过养殖小区建设，积极推动和支持这一产业工厂化、规模化与一体化发展，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使乡村居民获得更多收入。从经济分析角度讲，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即如果提高生猪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将不得不放弃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使用，如果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又不得不损失生猪产业本身能够实现的集约效益和规模效益。

　　若按照一座1000头基础母猪年出栏20000头猪的标准猪场提供30个～35个左右的就业机会计算，我国目前生产的近6亿头肉猪全部实行工厂化养殖后，提供的总就业岗位为90万～105万个。而目前实际上有3亿头肉猪是由1亿人兼业养殖的。

　　8 食品安全事件导致小规模养猪户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小规模家庭经营是中国农业较突出的问题，在生猪生产方面也不例外。虽然50头以下规模农村散养户自2000年以来以每年4%～5%的速度递减，而且目前还在呈加速退出的趋势，但2010年仍占46%，约2.9亿头生猪由散养户提供。”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全球猪业论坛暨第九届（2011）中国猪业发展大会上，有关专家对我国生猪养殖的发展现状作了深入的剖析。在另一些人眼里，虽说大量中小规模饲养户的存在及以养殖业为生，使得政府不能制定规模门槛，但小规模和分散饲养农户因商品化程度低，今后不再是生猪供应的主体；适度规模养猪场户成为诸多不确定性因素，需与大公司的合同式生产和结成更大规模的合作社才有出路；而规模化养殖企业将成为安全、规范生产的主体和国家鼓励发展的对象；集约化生产企业将成为行业的标杆、未来发展的方向。

　　业内人士认为，小规模经营还引发了其他的一系列问题，一是机械化与自动化的使用，天然地要求与规模匹配，而小规模经营难于实现机械化；

　　二是小规模经营难以形成品牌，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化问题几乎无法克服；

　　三是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卖难买难的反复交替成为普遍现象，其抗市场风险能力极弱；

　　四是小规模经营难于抵御复杂疫病的冲击与影响；

　　五是导致整体生产水平低下，造成资源的浪费。尤其是近段时间接连出现的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与一些小规模养猪户不无关系，是小规模农户经营的必然结果。因为小规模养殖户存在着产品的不可追溯性，并受技术与规模等方面的约束，农户对投入要素的技术识别能力欠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