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怀揣着“每头牛每年至少能带来3000元纯收入”财富梦想的奶农们经历了饲养成本上升、原奶收购价格下滑的打击，以及面临“负债”、“破产”等严酷局面时，他们总结出“奶挤得越多，亏得越大，牛养得越多，赔得越厉害”的顺口溜，最终奶农们选择了“逃离”奶牛养殖业。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乳品企业压低原奶收购价直接导致了奶农们的蚀本，但乳品企业也有一肚子苦水：各生产环节的成本上升、恶性竞争下的零售价格低迷……

　　尽管奶农和乳企各自都有难言之处，但在利益链上，“亏损压力”的传导方向始终都是从乳品企业滑向奶农。这种畸形的传导体系背后揭示出中国的乳业上下游之间长期缺乏的“利益共同机制”。
　　
    一线调查

    中国奶农在“乳业牛市”中破产

　　一个个养牛小区的铁栅栏门紧锁着，一排排牛舍空空如也，一片片奶牛饲养基地已被茁壮成长的玉米占领。

　　这是记者7月9日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的奶牛基地看到的场景。

　　曾经中等收入的农民，在拥有几十头黑白花奶牛、经历了近几年奶价“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后，不得不接受“破产”、“负债”的结局。

　　据记者调查，目前舍伯吐镇当地超过一半的奶农正“逃离”奶牛饲养业，他们或重新务农，或转而饲养价格看涨的猪，或是出走他乡打工还债。

    “牛吃的是血汗，挤出的是白水”

　　老赵的噩梦从黑白花奶牛开始。

　　早在2003年时，一家大型乳品企业为了拓展奶源基地，与内蒙古通辽市政府达成协议，入驻通辽市，同时在当地成立乳业公司。

　　通辽市当时大约有1000户奶牛养殖户，该乳业公司与政府联姻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农户、下岗职工以及有一定资金实力的人们参与奶牛养殖，而政府和该乳业公司给予各种优惠政策。

　　据老赵回忆，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每头牛每年至少能带来3000元的纯收入。如此算来，10头就是3万元，100头每年就能盈利30万元。

　　在盈利公式的刺激之下，通辽市辖各旗村镇的人们纷纷转行，开始养殖奶牛。

　　老赵，名赵玉铭，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人。2003年，当赵玉铭的生活开始蒸蒸日上时，中国的乳品行业正在“疯狂”地展开争夺奶源地的大战。前述乳业公司正是此时通过当地政府，号召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的人们饲养黑白花奶牛，并在通辽市各乡镇建立牛奶收购站，奶站院内建养牛小区，奶农可申请在养牛小区内自建牛舍。所有牛奶由奶站集中采收，然后向乳业公司供奶。

　　赵玉铭是在2004年下半年买下了当地农业银行拍卖的45头牛，总价45万元，赵玉铭只有通过当地农行贷款才能买牛。科尔沁左翼中旗农业银行支行向赵玉铭提出的条件是，赵须以房产做抵押，先支付15%的订金，即7万元现金，银行便可提供其余85%的贷款。

　　2004年11月，赵玉铭办理房产估价时得知其旅店和牛舍的估价额不能全额抵押，赵玉铭只有向邻居老郭求助。邻居老郭同意将家宅和其名下的修理铺作为抵押。老赵这才凑齐了购牛所需的全部贷款。

　　根据奶农、奶站、乳业公司所签订的三方协议，2004年至2007年，乳业公司向奶站收购牛奶的价格预定为1.72元/公斤。不幸的是，在此之后，1头牛每天需要的近10斤饲料的价格开始不停地在上涨而原奶收购价却降到过1.6元/公斤。

　　“牛吃的是血汗，挤出来的却变成了白水。”老赵形容说。

　　饲料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时，乳品企业之间的促销大战也硝烟弥漫，在超市中出现过牛奶比水贱的怪现象。

　　2004年6月至2007年6月，3年时间里赵玉铭通过向乳业公司供奶收入6万元，出售公牛犊收入3500元，总计收入63500元。而在这三年里，赵玉铭建牛舍、购买草料、药费及配种、饲养员工资等开支总共345000元，3年亏损额达281500元。除此之外，还有更严重的蚀本。赵当初先期定金及抵押贷款45万元买来的45头奶牛，3年下来总的利息已达8万元，在2007年年底，赵玉铭无奈将45头牛全部转让时，只卖了14万元，一进一出外加银行利息，使赵玉铭亏掉39万元。

　　最终，赵玉铭不堪成本压力，以菜牛的价格处理掉了45头奶牛。当初45万元买来的奶牛，现在只变卖了14万元，平均每头2500元。

　　目前，失去了房子和一生积蓄的赵玉铭，跨进了他人生第53个年头，他决定将老伴留在舍伯吐镇邮局旁边租来的房子里，赵玉铭自己独身一人去了沈阳打工，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要为贷款而劳作。

    成本压力强“牛”所难

　　据了解，直到2008年1月，原奶收购价格才开始有所上涨，而在此之前，养牛户已出现大面积亏损。奶农在不堪重负下宰牛卖牛的事时有所闻。

　　王文达是舍伯吐镇上另外一位养牛大户，但这已经成为往事。王现在每天的重点工作是去地里照看他的庄稼。

　　“以前我们在镇上开招待所、饭店，住的是楼房。”站在一排牛舍前的院子里，王文达的妻子指着旁边的两间简易房，“要不是因为养牛，我们现在能住这破地方！走错一步啊！”

　　王文达的牛舍中，最多时有20多头黑白花奶牛，这些奶牛的平均购买成本价都在1万元以上，四五年过去了，王文达还远远没有收回成本，最终奶牛被一头头低价处理掉了。现在，他的牛舍就要改为猪圈了：处理掉剩下的奶牛；饲养价格看涨的猪。

　　“今年上半年牛奶收购价倒是从以前的0.8元/斤涨到了1.3元/斤，可是很快就落到了1.2元/斤，谁知道以后还会怎样。”王文达的妻子抱怨。

　　记者了解到，几年间饲养奶牛用的玉米从0.5元/斤涨到了0.9元/斤，豆饼从2500元/吨涨到了3800元/吨（相当于从1.25元/斤涨到1.9元/斤），精饲料从每斤0.8元涨到了1.2元，此外水电价格也已上涨超过10%。一头成年母牛一天需要的40公斤粗、精饲料以及人工、水电等费用，总计将近60元，这就意味着，在当前原奶收购价为2.4元/公斤的状况下倒推计算，一头牛每天要出产25公斤牛奶才刚刚不赔本。

　　“每天都能挤25公斤奶水的奶牛可不多见啊。”更让王妻担心的是，原奶收购价格虽然涨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突然落回去。

　　“还有，乳业公司收奶时定的各项标准特别多，如果原奶质量不达标，就要降价收购。”王文达的妻子还记得，在牛奶收购价格还是0.8元/斤的时候，如果检测出原奶有一项指标不达标，收购方就只给出0.5元/斤的低价。

　　“这个价格实在赔得不行，我就赌气不给他们。可那么多奶也不忍心倒掉，我就骑着摩托车跑一天，零卖400斤奶，回来后浑身酸痛。”这种记忆令王妻终生难忘，也让她对饲养奶牛有了一种抵触和恐惧。

　　自2003年而始的养牛热，因政府的鼓励、企业的宣传以及诱人的赢利前景的刺激而兴起。

　　事实上，当年各个乡镇都下达了养牛的任务。蒙古族奶农马兆瑙（音译）告诉记者，2003年出台饲养奶牛优惠文件的同时，上级政府还给各个乡镇下达了养牛的任务，“舍伯吐镇的任务是养500头奶牛。”

　　而今，刚刚过了不到五年，镇上仅有的两个养牛基地，一个已经全部将牛卖掉关闭了，另外一个也就是马兆瑙所在的奶牛基地，基地内14个养牛小区，已经有8个小区完全退出，“基地内从鼎盛时的200多头奶牛，减少到了现在的不到100头。”

　　马兆瑙所认识的大多数奶农，都是在2003年前后从各行各业转行干起奶牛养殖的，在这股热潮下随波逐流，奶农们的命运也随奶价沉浮。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状况是，全通辽市大约5000户奶牛养殖户，其中70%的奶农的收入只能达到1年1000元/头，另外30％均处于亏损状况。越来越多的奶农都在想方设法退出这个行业。

   “不管价格怎么回升，我也不养牛了”

　　被奶牛“伤”了的奶农，大批地逃离奶牛饲养行业，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内蒙古。在新疆奶牛大县呼图壁县，一些奶农不堪成本提高、奶价波动的风险，开始大量出售奶牛。在山西传统的奶牛饲养区山阴县，奶农们将奶牛送进了屠宰场。

　　2007年8月，饲料价格已经持续上涨了一段时间，饲料价格上涨直接传导给了生猪，猪肉价格翻了一番。但与此同时，同样需要饲料的原奶收购价格却原地不动，这种状况从200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07年8月。这期间，乳品企业的低价促销以及捆绑销售却在各地市场频繁推出，这又造成不正常的原奶低价收购更加难以改观。

　　“奶挤得越多，亏得越大，牛养得越多，赔得越厉害。”这句奶农编的顺口溜反映了他们普遍的遭遇，因此内蒙古、河北以及山西等地区出现了集中宰杀奶牛的现象，一些母牛犊被直接批量宰杀。

　　更悲哀的是，当全球农产品上涨，奶业迎来历史最好的发展机遇，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外奶农收入翻番时，中国奶农却在抹着眼泪卖牛宰牛。

　　根据统计，国际市场牛奶价格在过去10年中涨幅不过20%，而在2008年的前三个月里涨幅超过了100%。此轮凶猛涨势的背景，是全球通货膨胀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国内奶农承受着与国际奶农同样高价格的饲料成本，而国内的原奶收购价格却上涨有限。”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奶牛营养博士乔富龙认为，中国乳品安全的巨大责任，实际上是由高度无组织而又最为无助的广大奶农在承担。

　　近日，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杨文俊表示，预计奶价下降不会持续很久，包括新希望乳业控股总经理李成云在内的多位行业人士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有业内人士预测，原奶价格预计入冬后将回升。

　　“不管价格怎么回升，我们也不养牛了。”已经在沈阳打工的赵玉铭回应记者。

    新闻DNA 乳企恶性竞争引发利润集体下降

　　“乳品企业不是恶魔。”奶农被挤压的同时，一家乳品企业的负责人也有一肚子苦水，“ 原奶收购价格、包装成本、运输成本、人力成本、辅料成本以及营销成本，哪一项不在大幅度上涨？”

　　但奇怪的是，在终端市场上，乳品企业却并不敢轻易提价。

    成本倒逼

　　成本上涨的烦恼，从第一环节“原奶收购”开始，便对乳品企业进行滋扰。

　　2008年，以内蒙古地区为例，原奶收购价格从0.8元/斤已经上涨到了1.2元/斤，上涨幅度达到了50%。

　　乳业公司收下鲜奶后，原奶要装上奶罐车运输到加工厂，这个环节的主要消耗的是汽油，而汽油价格在最近两次价格调整中上涨幅度就超过20%。

　　原奶送抵工厂后，要经过杀菌冷却，其间消耗的电价也已经上调。

　　最后，牛奶送上包装流水线，所用的百利包（塑料）和利乐枕、利乐砖等价格均有不同幅度的上调。

　　以上各个环节中，必不可少的人力成本，在涨幅最大的地区，1年内上涨幅度达到了50%。

　　“牛奶下线后，成品奶从工厂经冷藏物流车运输，最后在超市上架，交进场费、堆头费等，还得让乳品企业掉一层皮。”内蒙古某乳品企业负责人诉苦，今年以来，这家乳品企业的营销费用已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0%。

　　与此同时，乳品企业在终端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上涨幅度有限，一般控制在25%以内，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价格和市场份额之间的平衡。以蒙牛和伊利为例，两家企业的利乐枕小包纯牛奶原价为1.8元、1.7元，经过两次调价后，目前价格为2.2元、2.0元，上涨幅度为22%和18%。

　　上述内蒙古某乳品企业的负责人估算，从2007年初开始，乳品企业的成本上升幅度已经达到了40%~50%，而终端市场的零售价格最多上调25%。

　　河北乳品企业三鹿集团的年报显示，2007年，其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了100亿元，同比增长15％，但是利润下降幅度却达到了两位数。根据河北省食品工业协会统计数字，2007年，河北省乳制品行业销售收入达到了197亿元，同比增长35％，但是利润却下降了17％。显然，在企业成本急剧上升的同时，终端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牛奶成品价格上调空间缩小。

    市场份额之争

　　“目前我国大型乳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只有3%~7%左右。由于乳品加工企业在销售市场上的残酷竞争，大部分中小加工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中美奶牛研究中心主任李胜利说。

　　尽管承受着各种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乳品企业却并不愿动用上调零售价格的手段。

　　相反，最近在超市卖场内各大乳品企业反而在下调价格，乳品买赠、打折等促销活动愈演愈烈。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京客隆超市内，原价40多元的16包光明优+纯牛奶，打出了19元的促销价。蒙牛、伊利等品牌的奶产品也不甘示弱，买赠活动花样迭出。

　　“这是市场份额之争在做祟。”上海铭泰·铭观乳业营销咨询公司总经理劳兵认为，这个行业内的市场份额之争被看做是未来的生死之争。

　　以北京为例，在市场份额之争中，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蒙牛、伊利、光明和三元之间，四家厂商的同一种类乳品，价格通常相差很小，如果其中有一家降价，其余三家马上跟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家乳品企业背后，都若隐若现地游走着资本的影子。这些资本方的获利欲望，不断驱赶着企业绞尽脑汁抢占市场份额，以使企业规模得以扩张。

　　以蒙牛为例，2004年上市前夕，蒙牛与外资股东摩根·斯坦利、鼎晖和英联投资签订协议：蒙牛要在未来3年内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0%，否则蒙牛管理层就必须将所持7.8%的公司股权7830万股，转让给三大外资股东。自此，蒙牛开始了疯狂的扩张。2005年，蒙牛收入突破108亿元，比2004年增长50.1%，2006年收入162亿元，比2005年又增长了50%， 2007年蒙牛收入达到了213亿元，比2006年增长31.2%。3年时间，蒙牛收入暴涨296%，与此同时，蒙牛也登上了中国乳业第一品牌和最大市场份额的宝座。

涨价悖论

　　2008年3月2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告，同意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和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向国家发改委提交的提高部分纯牛奶价格的申请。此次申请中，光明和三鹿的提价幅度分别被允许为14％和10％。

　　这一公告，事实上宣布了政府对牛奶零售价格的放开。但是，乳品企业自身却陷在了高成本压力和无法相应提价的两难之中。

　　让企业不敢轻易提价的原因，除了上述市场份额之争、收入增长的压力外，还有产奶高峰和消费高峰期总是不合拍的因素。在乳品行业，每年10月至第二年4月，被认为是枯奶期，奶牛产量只有高峰期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个时期却是牛奶的消费高峰期。4月份以后，天气变热，原奶生产高峰期到来，同时也是乳品企业的生产旺季，但是这个阶段却是公认的乳品消费淡季。

　　此外，牛奶是一种具有消费弹性的产品。大幅度的提价，势必会影响总体营收和乳品企业规模扩张，而这两者都是乳品企业或者其背后资本方所特别看重的。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乳制品消费量已经开始下降，2006年，人均每季度乳制品消费量为6.37公斤，2007年为6.5公斤，而2008年1季度消费量下降为5.7公斤，与2007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为12%。

　　上述京客隆超市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进入2008年4月份以后，保质期到期时还未销售掉的牛奶，数量明显增多。“可能是因为牛奶涨价了，影响了消费。”因此，在销售受挫的现实下，尽管各种成本高企，乳品企业还是不得不选择降价促销。

　　
新闻视界

“利益捆绑机制”缺乏


奶农与乳企：由“共赢”走向“互损”

　　“本来应该是一个产业链上的共赢体，却变成了无时无刻不在斗的矛盾体。”这是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段应碧对中国目前乳品企业和奶农关系的感叹。

　　销售淡季时，奶农四处卖奶卖不动，企业趁机压低原奶收购价格；而在销售旺季时，奶农是谁出的价格高才卖给谁。奶农和企业的供需关系极其脆弱。

　　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市场奶源的供应，存在着发生市场波动的危险因素。而在市场发生波动时，最容易受伤的总是个体化、分散化的奶农。

　　目前中国奶农中，饲养20头以上的规模饲养比例仅仅占28.9%。一个事实是，奶农在乳品企业巨头面前没有议价能力。

奶农尝不到终端市场甜头

　　“奶农发生亏损，并不仅仅是乳品企业的问题，这是整个产业不健康的综合反应。”段应碧说，例如，奶牛良种是奶业的基础，奶牛的品种优良与否对原奶产量和质量的影响超过50%。但是国内目前并没有建立起奶牛良种核心机制。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2007年8月之后，企业一改以往姿态，高价哄抢奶源，这和国际市场变化也有关系。由于国际市场上奶粉价格大涨，2007年国内进口奶粉大幅度减少，由过去的14万吨减少到7万吨，同时，出口奶粉却翻了一番。这对于国内以奶粉为原料生产还原奶的企业来说，奶源骤然紧张起来。

　　在原料奶没有形成健康的收购价格机制状况下，奶农和企业总是在“奶源充足——压低价格”和“奶源紧张——抬价哄抢”的反复过程中积怨。

　　而在上海乳业专家汤志庆看来，奶农们自身也有责任。在政府扶持下，许多农民一哄而上，在其没有资金又没有技术的情况下，贷款买奶牛，抵押房子牵来奶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奶农。而当成本过重，原奶价格不好时，没有经验的奶农几乎无力抵抗，只有采取极端的杀牛卖肉行为。

　　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加工委员会主任顾佳升对此的看法是，乳品企业在市场上利用各种新名词提升销售，政府的优惠政策也总是向企业倾斜。但奶农们和终端市场的热闹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收购价不仅不涨，反而由于饲养成本的提升，发生了实际亏损。

　　业内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在奶产品利益链条上，销售、包装、加工等环节分得的利益超过80％，而提供原奶的奶农只能获得不到20%的收益，但是，这个产业链条上承担最大风险的却是奶农，乳品企业享受着最大的利益。

　　中美奶牛研究中心主任李胜利告诉记者，按照他的研究，在整个利润链中，“奶农、企业、销售物流”之间的分配比是“1∶2∶7”，大部分的利润都在产品销售过程中花掉了。

　　让奶农当股东？

　　“在中国，奶牛养殖和原奶提供是一个高风险行当。这是我国奶业积累的深层问题。” 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加工委员会主任顾佳升认为。

　　一直以来，国内的奶牛饲养一直是个体饲养和庭院饲养为主，饲养模式和条件落后，制约了中国乳品行业的发展。目前，虽然乳品企业都在开拓各自的奶源基地，但不少企业最终是在利用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承诺的各种优惠条件进行无序扩张，并不注重优质奶源基地建设的细节。对于最需要引导扶持和风险规避的奶农，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合理的机制。

　　中国奶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克佳指出，对于农民来说，饲养奶牛的经济效益应远远高出平均水平。同样规模的土地上种植牧草饲养奶牛，能够达到谷物收益的10倍。但这种收益的实现首先要有机制前提。

　　这个前提是，如国外先进农场那样，让奶农通过奶牛和原奶的资产入股，成为乳品加工厂的股东，让养殖者和加工者的利益一致，使奶农的利益和乳品终端市场互动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行业的抗风险力，有效降低行业的总体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最终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安全性将大大提高。

　　例如，在新西兰，如果有人要进入乳品加工行业，必须先成为奶农。也就是说，要先买牛，并且还要养牛，然后根据奶农养牛的数量，所提供原奶的数量和质量，申请购买乳品加工企业相应比例的股份。先进、合理的利益捆绑机制使新西兰发展为全球乳业大国。

　　根据国际乳品协会的统计，奶牛养殖、乳品加工、乳品销售三个环节的投入比通常为7.5∶1.5∶1，但是这三个环节的利润比却为1∶3.5∶5.5。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的特性决定了，乳品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只有纵向渗透，即乳品加工者首先要成为养牛人，这样才能解决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不成比例的矛盾，将产业链上的各环节联结起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平衡机制。
　　
曙光闲话

绿色革命：换一种思路看问题

　　国内几大乳品企业实行的分散饲养，集中收购，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曾被人们普遍看好，被认为是解决中国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但现在看来仍然存在重大的缺陷。有关中国农村的制度性改革人们争论了六十多年，是不是还要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下去呢？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亚洲国家掀起一场绿色革命，主要是水稻、小麦良种推广及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的普及。印度引进墨西哥的小麦改良品种，使全国的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在推广矮杆、半矮杆改良品种的11个国家中，水稻亩产提高了63%，许多国家因此从粮食进口国变成了粮食出口国。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人类千百年来的粮食短缺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在这次农业的绿色革命中，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起了最关键性的作用，一般认为，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在70%以上，最高可达90%。

　　但是在中国，人们的认识却恰恰相反。尽管早在1956年，中国农民育种专家洪群英、洪春利就培育出了矮杆早籼良种系列，使亩产从200到250公斤提高到300到350公斤，这一农业良种改良运动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这些年来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科学技术的贡献，而认为这是“改变生产关系”的结果。

　　实际上，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未曾改变的耕作习惯，并使农业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但人们仍然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劳动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则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及。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农业改革与其他国家的农业改革在认识上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解决当前农业问题的判断就会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突破；一个是以改进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突破。

　　如果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突破，那我们的一切政策就要以如何提高农业科技生产力为方向去进行设计和改革。如农业、畜牧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成果转化，普及应用等等。

　　如果是改进生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突破，那就是继续在理顺价格、双层经营、公司加农户等生产组织方式上进行尝试。

　　当然，这一切的努力最终的结果都要表现在生产力的提高上，在实际工作中两者也是无法完全分开的，但一定是有所侧重的。而不能像现在这样稀里糊涂地进行。在没有明确方向的“改革”中，一切成果都是得不到客观评价的。有人这样形容农民对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评价：我们感谢袁教授，他使水稻产量大大提高，但我们也埋怨袁教授，他让粮食变得不值钱。

　　从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在农业生产关系上的改革进行了近六十年的试验，但我们至今仍然不敢说彻底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换个思路想想，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嘛！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许会是另一种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