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7月11日凌晨，柳州市工商、动物卫生监督部门联手在柳北区云头村查获一非法加工死鸡鸭窝点。令执法人员吃惊的是，这个加工窝点的老板，竟是从事死鸡鸭加工生意十余年，并屡次被查处过的韦灯鲜！他为何一直摆脱不了这样的违法营生？有何难言之隐？究竟是哪些监管漏洞为他提供了生存空间？记者近日采访了这个“灰色人物”，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韦灯鲜印象

　　这次被查后，经过执法人员苦口婆心地规劝，韦灯鲜似乎有了“回头”的想法，他试图寻找其他活干。7月24日这天，他到拉堡帮人扛木头，得了30元钱。但是，这种零工并不经常有，坐在记者面前，他还是忘不了贩卖死鸡鸭的营生，小心翼翼地问：如果光（把死鸡鸭）卖给养鱼场行不行？

　　这个满脑死鸡鸭“生意经”的男子长着一对小眼睛，多数时候眯缝着。皮肤黑红，看上去是个憨厚、能吃苦的农民。40年前，韦灯鲜出生在柳江县百朋镇恭桐村，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他说，在他小的时候，还是人民公社时期，那时大家都一样，靠养鸡、鸭、鹅之类的家禽去换粮票；读小学一年只要3元钱学杂费，他就与大人们去烧炭，挑到圩场去卖，换取学费。然而，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便结束了卖炭上学的日子，在家帮父母种田和养牛羊。他说，父母没文化，自己对读书也没兴趣，学写字老学不会，就不读了。

　　他19岁那年，农村土地承包的春风才吹到他们那里，村里每人分得六七分田地。因为人多地少，口粮难以自给，一些人改种甘蔗，一些人则尝试养牛养羊，另外一些人则选择外出打工。韦灯鲜将家里的田地交给弟弟打理，和一些村民去矿场挖矿，赚辛苦钱。

　　随着年龄的增长，韦灯鲜开始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人生理想——讨个老婆。经人介绍，21岁的时候，他花500元从河池“买”回了老婆。人生第一个理想顺利实现，一度让他觉得幸福似乎垂手可得。

　　入行原是偶然

　　他的第二个理想，是在老家盖一座新房子。然而，这对卖苦力的韦灯鲜来说，何其难也！打零工得来的钱，要养老婆和3个小孩，能吃饱都不错了，想存钱盖房子似乎比登天还难。在记者面前，韦灯鲜感叹道：“钱是命，命是狗屎！”一方面说明钱的重要，一方面也是说自己命贱。

　　因此，后来他走上了贩卖死鸡鸭的道路，就不奇怪了。他的目的是：多赚钱就好。不过，最初入行，却完全出于偶然。

　　1996年，他赶牛去耕地，牛却跌下沟，死了。之后买来一头大母猪养，但在吃了一种有问题的饲料后，猪也死了。不得已，他只好每天晚上去田里抓青蛙，拿到拉堡去卖。一来二去，他认识了柳邕农贸市场鸡行一老板，这位老板便让韦灯鲜来帮自己劏鸡，每月600元。从此韦灯鲜来到了柳州。那个年代，正是农民工进城的第一个高潮。

　　此后他经常和老板一起到市场家禽行去进货，以极低的价钱从一些摊主那里买来死因不明的死鸡鸭，劏好后以低价出售。死鸡死鸭生意居然出奇的好，一些拉菜来卖的农民，经常到他们那里买死鸡鸭回家吃。剩下的鸡肾鸭肝，也能找到买主。

　　有一次，他在路上捡得一袋鸭毛，有4公斤左右。他向人打听后，拿到八中附近的废旧店卖，居然赚了40元。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一天之内赚到的最大一笔钱，一高兴，花十几元买了一张餐桌回家。在这之前，他在柳州的住处吃饭时，是拿簸箕当桌子的。

　　死了的鸡鸭，各个“部件”居然还这么值钱！已经熟知死鸡鸭买卖内幕的韦灯鲜，似乎看到了盖房子的希望。不久他离开了那个老板，另起灶炉自己干。

　　每天凌晨一两点钟，韦灯鲜就骑着一辆摩托车，到市内各个农贸市场的家禽行和一些养鸡养鸭场去收购死鸡鸭。据其称，死鸡鸭都是拉回老家卖给农民，0.5公斤只要一元，比市场上的便宜很多，因此销路很好。据韦灯鲜透露，柳州大概有五六十个人在做这种生意，仅老机场一带就有不少妇女租房子加工这种死鸡鸭。

    被查N次还要做

　　“常在河边走，早晚要湿鞋”。韦灯鲜告诉记者，做了十几年的死鸡鸭生意，他记得自己至少被相关部门抓过6次；而动物卫生监督所的执法人员则说，韦灯鲜被他们抓过“无数次”了。韦灯鲜和执法人员早成了“老相识”。

　　有好几次，执法人员在韦灯鲜的住处将正在加工死鸡鸭的他逮住。韦灯鲜说，已长大成人的3个儿女，被吓得“脸都青”了，为此他感觉“很丢脸”。儿女们经常劝阻父亲不要再做这种损人的生意，每次几千元的罚款也让韦灯鲜非常痛心。他曾经考虑过“金盆洗手”，另谋生路。

　　在这十几年间，他曾经尝试过各种营生。收过破烂，却因看到同伴收购了小偷的电缆后被人打得半死，望而生畏，脱离了这个行当；做过苦力，却因腿上有疾而作罢；做过零工，却不稳定难长久；开摩的搭过客，却因车子不属市区籍车牌且已报废不敢进到市区……韦灯鲜都会很快找到不做的理由。至于一些有一定技术含量并且相对轻松的工作，他说因为自己“不识字”从来不会指望。“重操旧业”在他看来就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贩卖死鸡鸭之所以让韦灯鲜念念不忘，是因为他已经在与执法人员多年的“交锋”中发现，扣掉每次“不幸”被抓挨罚的成本，他的这门“生意”还是有赚头的。

　　监管漏洞：提供生存土壤

　　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韦灯鲜很“担忧”地说，如果不让他们收购死鸡鸭，那么市场和养殖场又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最后他“委托”记者向相关部门询问，可否将死鸡鸭卖给鱼塘当饲料？

　　柳州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蒙超林副所长告诉记者，因为死因不明的鸡鸭可能有各种传染病，而普通人又没有办法辨别哪些鸡和鸭是正常死亡，哪些是病死，因此，原则上只要是死鸡死鸭，就既不能拿来加工销售，也不能拿来当饲料喂鱼等，只能送到动物卫生监督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

　　那么，如果没有“韦灯鲜们”，市场和养殖场又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鸡鸭呢？7月26日，记者来到柳邕农贸市场家禽行，一位姓吴的女摊主告诉记者，她那里的鸡大多数都是正常死亡，除了腐烂得厉害的，她一般都会将其低价卖给那些收购死鸡鸭的；而另一位姓韦的女摊主则告诉记者，市场不准他们卖死鸡死鸭，如果被发现，是要被清出市场的。但对于发现死鸡鸭时该如何处理，韦说市场和相关部门并未告诉他们，也没有指定某个固定场所让他们丢弃这些鸡鸭。他们平时就将其丢在档口外面，让市场的清洁工将其装上垃圾车拉走。她也承认，他们无法阻止那些收购死鸡鸭的人来捡走。

　　记者来到市场的废弃物处理中心，发现一位女清洁工正坐在一袋被丢弃的萝卜上给一只死鸡拨毛。记者问她这只鸡是不是从市场捡出来的，她一声不吭就走了。之后，记者在一些垃圾车上发现了死鸡死鸭的身影。一名男清洁工告诉记者，这些死鸡鸭将和垃圾一起拉到立冲沟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不过记者还是有疑问：拿到垃圾场，为何还要先拔毛呢？市场和管理的漏洞，无疑为贩卖死鸡鸭的行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五条就规定，禁止屠宰、经营、运输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产品……显然，贩卖死鸡鸭属违法行为。但是，正如前面所说韦灯鲜的经历透露出的信息：违法成本太低，所以总有人不当一回事。

　　不是韦灯鲜一个人的问题

　　除了做贩卖死鸡鸭的营生，难道韦灯鲜真的没有别的路子了吗？记者在柳州一些工地上随机采访了一些农民工，大部分人对其做法表示了谴责，认为这是一种坑人的生意；而也有少数人对其做法表示理解，认为在就业日益艰难的今日，做这种“灰色生意”其实是一些人被逼无奈的举动，并非十恶不赦。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韦灯鲜确实仍然有其淳朴的一面。他并非完全不懂是非，“不偷不抢”是他的底线。他最喜欢看法制电视节目，并且也坚持让小孩一起看，目的就是不让孩子做那些“电视上说过的坏事”，比如说杀人抢劫等。他还强调，他从没在电视上看到过关于“不准卖死鸡鸭”的节目。

　　广西社会科学院科研所周可达副所长认为，韦灯鲜的问题，其实是社会转型期进城农民工普遍面临的问题。其致命伤是既没文化，也没技能，也不懂法。这使他们在日益紧张的就业局势下，成了最弱势也最不稳定的一个群体。

　　近年来，政府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陆续出台了各种改善农民工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的政策。但是由于地方差异，各地对农民工的重视程度并不一样，屡屡在全国各地上演的民工“自杀讨薪”、“暴力讨薪”等事件，便是这类问题爆发导致的结果。经常见诸报端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有相当部分被认为是进城农民干的，却甚少有人去深究他们从事这些违法活动的原因。

　　周可达副所长认为，贩卖死鸡鸭固然不可原谅，但面对“韦灯鲜们”，大家还是应该多些思考，政府应该从政策等各个方面加大对农民工的扶持力度，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使他们不游离于社会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