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3日，正值农历大年初七。新年鞭炮的硝烟味还没有散去，在当天《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出现了一篇《建设草山草坡，大力发展绵羊》的工作研究文章。这似乎在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云南开启。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可以看到关于社员是否可以养牛养羊的讨论。

   养牛养鸡种菜都是“留资本主义尾巴”

工作队警告周朝礼：“你是队干部，应该有这点政治觉悟。”
   
    1978年11月27日，日后创办了联想电脑品牌的柳传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天的《人民日报》上，他看到了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社员养牛养鸡种菜，是要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在偏远的云南，鼓励社员养羊的文章，虽然两个多月后才出现在《云南日报》上，但在“姓资姓社”的激辩中，“极左”的路线开始逐步出现松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再是一条被认可的道路。
   
    “会泽县大海公社，是全省绵羊改良的重点单位之一。全社有三分之二的生产队均以牧为主。为何不能使改良绵羊多发展、快发展呢?……我们认为：大海公社发展绵羊有着广阔的前景。”《建设草山草坡，大力发展绵羊》一文的作者用严谨的词语小心翼翼地向读者传达出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春天重新开始了。但实际上在万物苏醒之前，人们已经等了很久。
   
    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后，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广大农村地区，工作队定期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很多地方农民的自留地被收归公有。农民不准私自养殖牲畜或从事其他副业，否则就算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不得私自交易生产的农产品。违反规定者，轻则责令改正，重则批判斗争，没收财产。此后，“割资本主义尾巴”还发展到城里，取消了修鞋、修车、裁缝、零售摊点等个体劳动。
   
    大约在1975年，在宾川县石碑大队，周朝礼正为自己养的8窝蜜蜂的命运担忧。当年是大队干部的周朝礼回忆，他准备在收完这批蜂蜜后，卖钱给自己的二儿子娶媳妇，大儿子娶媳妇时自己只卖了5窝蜜蜂的蜜，就顺利办完了婚事。但大队干部养蜂的事情还是被工作队知道了。“你是队干部，应该有这点政治觉悟。”工作队警告周朝礼后，将他准备出售的蜂蜜没收。二儿子的婚事一下子没有了着落。原来准备给儿子办婚事准备的一头肥猪在交给公家一半后，自留了一半做成腊肉。但当他拿着这些腊肉到市场上出售准备换点钱给儿子结婚时，碰上了市管会，反复求情后，这些腊肉被低于市场价征售给了公家。
   
    和他邻村的村干部史光宗一家历尽经艰辛，终于偷偷摸摸买来了盖房子的木料。史光宗回忆，为了搬出四处漏雨的茅草房，他全家已经省吃俭用了好多年。但偷买木料被工作队发现了，木料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没收。史光宗一家没有盖成新房子，直到1980年女儿教书后领回了工资，才把旧草房的茅草顶翻修成了新的。同一个大队中凤尾村妇女韩桂枝在自家田边的一块荒草地上，开挖出了一片自发地。但被工作队发现后，她哭闹了几次也没有能要回这块被没收的自发地。一怒之下，韩桂芝背着一只大竹筐，把那块被没收的自发地里的土背到了自家田里。工作队拿她没有办法，只好让那块地重新荒废。
   
    “农村地区大家都穷，那些条件好一些的家庭自然成了‘割尾巴’中抄家的对象。”周朝礼回忆。在大家都不能养猪吃不上肉的年代，当地祖传中医世家的杨国翰家珍藏着的几块腊肉被工作队抄家找出来，示众几天后被没收。农民在自家地上种的树木如果枝叶伸展到了公家的土地上空，就必须被砍掉。一些农民为了留住自家树木，挥刀砍掉公家土地上空的树枝，修剪出一片片只在自家土地方向才有枝叶的树林。

   而同样是因为“割尾巴”不让农民养猪，当年在西双版纳插队当知青的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也饱受“思肉”之苦，虽然农场连队的条件比村里农民要好。“当时吃油必须杀猪炼油，每次杀猪分肉时人们都像过节一样开心。”分到的肉被分成两种，肥肉炼油，在瘦肉被吃光后的日子里能吃上油也算“打牙祭”。但随着对私人养猪管控越来越严格，农场也常常吃不上油。条件好的连队里，还能一连3个月吃白菜或茄子。条件差的连队里每天开饭时只有两口锅，一口做饭，一口煮放了点盐的白开水，知青给这锅水起名叫“玻璃汤”。在政策松动后，国家开始准许私人养猪，但养出来的猪不完全归自己，杀猪后要上交一半给国家。但因为农场的猪都是放养，“猪瘦得和狗一样”。吃不上肉和油的当地农民常常会在农场掩埋掉病死瘟猪的晚上，把死猪从土里挖出来加工。知青要想吃肉，一个最便捷的途径是从上海带到版纳，从上海到昆明的列车也被称作“强盗车”，因为每一个回家探亲的上海知青都会带上超过自己最大极限的肉和在版纳当地不准买卖的物品。

    冒着政治风险 江尾鼓励社员养牛

                     鼓励社员经营各种家庭副业 图为江苏省农村社员养羊、鸭

     “我们来个‘内部掌握’，社员养牛。上级要是查问，我们就说牛是集体的，由各户饲养。”
   其实即便在政治气候最为寒冷的时候，云南民间的“资本主义尾巴”也从来没有被彻底割断过。生产生活的需求，让社员甘愿冒着东西被没收和自己被批斗的风险，让一些“资本主义尾巴”得以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在大理洱源县江尾公社江尾大队桥上二队，“资本主义尾巴”因为发展集体经济的需要，通过一种有趣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江尾是历史上有名的乳牛之乡，气候好，水草丰盛。准许社员养牛的时候，畜多、肥多、粮食增产。在这个既不挨山，也不靠海，人多田地少的坝区生产队，进入“割尾巴”运动之后的很多年内，队里的粮食产量总是上不去，最主要的一条原因是肥料不足。社员养牛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养牛一律禁止，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打击。但集体养牛又因畜圈、饲养管理等条件不足，乳牛越养越瘦，有的只剩下皮包骨头。大牲畜减少，肥料大量下降，粮食产量也就随之下降。
   
    1974年，担任队长多年的赵祖任看着眼前的困境，决定冒一个险想办法把生产用肥的供应搞上去。他对社员说：“为了发展生产，多打粮食，改善社员生活，我们来个‘内部掌握’，社员养牛，有了收入时，每年一头牛适当向队里上交几元钱，作为集体收入，由队记给工分。上级要是查问，我们就说牛是集体的，由各户饲养。”为打消社员的顾虑，几个队委干脆自己先带头养起了乳牛。大家看到干部家都有了牛，胆子才慢慢大了，有条件养牛的户都积极要求养牛。队里还决定，有条件的户可以自己买，有养牛条件但经济上有困难的，由生产队给予一定的帮助。
   
    这种“内部掌握”养牛的方法骗过了上级和工作队，在此后的时间里，赵祖任和社员也从来没有被批斗过，江尾大队里农业生产有肥料了，粮食开始年年增产，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上去了。“资本主义尾巴”在支援集体生产的正当理由下，得以保存。但在这种“偷养”的条件下，农民养牛的积极性还是不可能完全发挥作用。到1978年末，全乡辖区内社员养乳牛的数量仅2006头，除了能够增加农业用肥外，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有限。
   
      但有资料可查的是，在全国广大农村地区，这种偷偷摸摸留着“资本主义尾巴”的做  法并非仅此一例。在正值全国割资本主义尾巴高峰的1969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华西村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也在村里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检查组来时华西村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组的人一走，村里人又转身进工厂。

    “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只有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3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回忆。日后，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了燎原中国的乡镇企业的胚胎。
   
    虽然一直到了1979年2月20日，《云南日报》才刊文对江尾大队私下鼓励社员养牛的做法进行了肯定。但在此之前，全队人已经通过这种“偷养”的办法，在“极左”路线极度制约农村生产力的年代，走出了一条有独特意义的道路。

党报刊文展开讨论 “割尾巴”之风消退

    “社员养毛驴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大有利于搞好集体生产和社员家庭生活。不要再下禁令了!”
   
    1979年2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及时实现全省工作着重点转移把农业搞上去”是会议的主题。在这次会议中，“抓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打下物质基础。”被确定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此时《云南日报》上所刊登的一些读者来信，敢于用更大胆的言辞，来呼唤在农村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
 
     “楚雄州多数地方是山区和半山区，最适宜于发展养羊。群众历来有养羊的习惯。每  户社员养三五只羊，既能多积肥，又能改善社员生活，活跃市场……”一篇署名金正常的作者在来信中说，有着496只羊的牟定县江坡公社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社员的羊杀的杀，卖的卖。理由是“干活时前边抬着锄头，后边牵着羊子，影响生产力”，“养羊是资本主义”。
 
    “所谓养羊会产生资本主义，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社员家庭养两三只羊，作为改善生活的补充，不能看作是资本主义。那种认为社员养羊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准社员养羊是违反党的政策的，这种做法应当纠正。”金正常在来信中写道。
  而在此后几天《云南日报》刊登的另外一篇来信中，也呼吁为社员养毛驴开绿灯。“社员养毛驴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大有利于搞好集体生产和社员家庭生活。我们为什么不鼓励社员养呢?应该让社员私人养毛驴，不要再下禁令了!”
 
    但此时，多年的“极左”路线已经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各种物资极度缺乏，农产品的价格奇贵。“有人已经在偷偷摸摸买卖东西。但价格贵得离谱。”石鹏飞回忆，想吃肉想得发慌的时候，可以到街上偷偷买上4个鸡蛋。这4个鸡蛋要花1块钱，要吃掉他4天的工资。镇上的饭馆里，已经可以吃上荤菜。花上3毛钱，就可以吃到一盘白菜炒肉片。农民被准许饲养家禽家畜，前提是自家吃一半，上缴国家一半。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后，农民一直放养的猪开始圈养，吃肉难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当年因为珍藏腊肉被抄家的祖传中医杨国翰家最终被落实政策，除了腊肉之外的一些被没收物品，被归还了他家。但村干部史光宗最终还是没有能要回自己被没收的木料。

告别“极左”路线 江尾乳牛销全国

    “如果没有当年那种敢冒险偷养，没有遇到改革开放，不能想象今天的江尾会是什么样子。”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

        “告别‘极左’路线，停止‘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对于恢复农村地区生产力，无疑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时隔近30年后，石鹏飞还清晰地记得当知青在农场干活时的一幕幕。“干不干，两斤半。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每天出工，向记公分的人报到后，人们就散到田里，装模作样劳作一下，就钻进草丛呼呼大睡。
  1979年2月底，随着关于鼓励在农村的社员养羊、养牛、养驴的呼声渐多，一批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形式的稿件先后在《云南日报》上发表。2月20日，在报道洱源县江尾大队桥上二队让社员秘密养乳牛的当日，《云南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要有这种敢于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对于洱源县江尾大队桥上二队的做法大加赞扬。“赵祖任等同志这种面对‘极左’路线的干扰，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精神，不是值得大大发扬么!党的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完全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心愿。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说我们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就是说要‘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今后再也不搞那种破坏生产的运动了。”思想上的担忧消除后，江尾大队社员养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83年，乳牛的存栏数量达到了4259头。社员小心地呵护着家中乳牛这个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宝贝，在蚊虫多的季节，一些村民还给家里高产的乳牛挂上蚊帐。
   
    随着思想领域的新思潮越来越活跃，鼓励农村经济发展的呼声越来越多。此后，《云南日报》刊发了《正确对待社员的“小自由”》、《“极左”批不倒，农业搞不好》、《贯彻农村经济政策必须狠批“极左”》等文章，继续为我省的思想解放摇旗呐喊。
   
    此后，关于社员是否应该养羊、养牛、养驴的争论逐渐在《云南日报》消失。执行“极左”路线时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如今，江尾村已经成为大理市上关镇最重要的乳牛养殖基地，培育出来的乳牛品种远销全国各地。去年，镇里还出现了高产乳牛示范村，全镇乳牛存栏达到了12500头，乳牛养殖年直接经济收入达6000万元。“如果没有当年那种敢冒险偷养，没有遇到改革开放，不能想象今天的江尾会是什么样子。”村干部回忆起当年的岁月感慨万千。而当年被鼓励养羊的会泽县大海公社，如今已经成为会泽县大海草山景区。“为了发展旅游业，我们已经走了另外一条养羊的道路。”旅游业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即便养羊，也只是采取圈养的方式。“时代变到今天，当年被鼓励的产业开始需要转型了。”大海乡畜牧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在2000年以后，农民开始学习科学养羊的经验，让当年的大海草山牧场保持最美丽的自然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