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存栏生猪约8 000万头，年出栏约 6 000万头，约7个人占有一头出栏猪。2005年中国存栏生猪约4．9亿头，年出栏约6亿头，约2．2人占有一头出栏猪，并占据全世界养猪业的半壁江山。中国养猪业在近50多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近 30年间飞跃式地发展。遗憾的是，在成就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养猪业一片“混沌”的局面：2006年疫情肆虐，广大养猪人惶惑不解为什么猪越来越难养?养猪人心中一片“混沌”：不少通过了GMP的兽药企业违规生产销售复方抗菌药物，误导养猪人以药养猪，兽药市场一片‘混沌”；疫苗市场鱼目混杂，良莠不齐，中外并存，误导养猪人以疫苗作为唯一手段防制疫病，疫苗市场一片“混沌”：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从外国引种，中国的养猪业成了万国种猪的汇展台，更是集万国猪病之大成者，种猪业一片“混沌”；养猪人赖以支撑的技术市场，是学科分离的畸型儿，检验结果取代临床诊断，治标不治本，防病不防源，甚至视而不见，学习国外经验，精华与糟粕一并吞了进去，数字化养猪时代的来临却畏足不前，养猪人心目中的技术市场一片“混沌”……

养猪业年复一年的“混沌”，养猪人年复一年的茫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养猪业貌似高速实则艰难的发展，财力的巨大损失，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与全社会和谐持续发展不协调的低八度协奏曲。然而，这所有的“混沌”源于什么?这些无序盯J混沌”能走向有序吗?回答是肯定的，这些“混沌”来源于中国养猪业缺乏顶层设计，唯有符合客观规律的顶层设计，才能使中国的养猪业从无序的“混沌”走向有序，才能奏响全社会和谐发展大乐章中的协奏曲。

1、何谓顶层设计

Top-down是自上而下的意思，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译为顶层设计。不言而喻，战略设计是所有设计的金字塔之项。顶层设计是用系统论的方法论审视全局，对系统中的各要素、各子系统统筹考虑，确定目标，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选择正确的实施路径，并在实践中调整，规避各种风险，以期盼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效益。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任何一种产业的持续兴旺，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是在优秀的顶层设计的蓝图下构建的。英伦三岛的崛起是坚船利炮海洋策略的顶层设计的产儿，微软的成功是超前瞄准前沿科技的结果，丹麦养猪业的兴起与持续发展是多少代人坚持正确育种方向的范例。中国养猪业要想真正的崛起必须在符合客观规律的顶层设计下进行，舍此，无它径可言。

2、中国养猪业顶层设计的战略思考

2．1 确定中国的国情资源对生猪的承载量

中国养猪业的高速发展给人们带来可再生资源能够无限开发的成就感，可再生资源真能无限开发利用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可再生资源一般指有生命活动的资源，即生物资源，即生物。任何生物与它所栖息环境中其它生物及这个栖息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中，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沿着一定的途径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循环，它们息息相关，动一物而牵全系统，有自我调节能力，但却不是无限的。

中国猪业的大发展，首先牵动的是粮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水和生存空间。一头母猪的资源消耗量是6个人消耗量的总和，一头肥猪的资源消耗量与排泄量是4个人该量的总和。假设现今存栏4．9亿头，年出栏6亿头是适宜的，那么在一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国土上等于40亿多人排泄物对环境的威胁。如果养猪业再多存栏1亿头，按现有的120％出栏率算，就意味着在此基础上增加8．8亿人的资源消耗与排泄污染。这无疑是任何一个大国都必须严肃对待的天大的问题。

如果说是中国以高新技术解决了13亿人吃饭问题有点类似天方夜谭的话，那么谁敢放言能解决多存栏1亿头猪一年中带来的近8．8亿人的资源消耗?

事实上，在人们还一厢情愿快速发展养猪业的近几年，猪所处的生态系统已经向国人发出了自我调节的警告，那就是几乎波及全国流行的疫病使中国的猪群减群，生态系统得以减负。

中国的国情资源对生猪的最大承载量是多少?这是养猪业的顶层设计要考虑的第一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鉴于人口众多的特点，中国养猪业应以保障供给为目的，如果将养猪业视为可无限发展或出口换汇的大产业，在国土上养更多的生猪，那么这两种不同目的所带来承载量对整个生态系统的震荡是绝然不同的，后者产生的后效应可能是国人悔之莫及的。

2．2 质量型的养猪业是中国养猪业的唯一出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养猪业得以高速发展，虽然吸收了外国的先进养猪技术，但也吞下了糟粕，特别是先进的文化理念(福利养猪)并未深入养猪人之心，无论是规模化猪场还是农村散养户基本上走的是数量型养猪之路。全国每头母猪年提供商品猪16头左右，与国外平均水平22头差距甚大。如果能达到此水平，中国只需3 000万头母猪，常年存栏不会超过3．5亿头，这将节约大量的自然资源，大大减少环境的负担。减少1／3存栏所带来的整体效应必将以大于1／3比例放大，届时受益的不仅是养猪人，更是全国的国人，乃至荫及子孙万代。

中国的养猪业只有在解决了数量与质量的界定后才能规范与养猪有关的一切行为。

3、规范与养猪业有关的一切行为

3．1 规范顶层设计人员的行为

顶层设计人员来源要广泛，要特别重视来自养猪生产第一线的专门人才；用系统论的方法论指导实践；贯穿福利养猪的理念；实事求是，不为利益所驱使，不为权贵而折腰：设计草案要广泛征求意见，避免闭门造车，反复修改求证，使之既有前瞻性，又有可操作性。

3．2 规范养猪人的行为

无门槛的行业，必然带来诸多无序的麻烦。养猪业作为能影响人类生态系统的产业决不可设有门槛。它不仅有数量上的限制，更应有与养猪有关的一切因素质量上的制约，特别是对猪场与猪舍小环境质量的制约；过于强调猪场外围安全空间的做法实则本末倒置，是重视外因忽视内因的错误认识论；要特别重视猪舍内外热应激、冷应激以及尘埃应激的预防措施的质量控制；要特别重视饲料霉菌毒素污染的控制；要特别强调舍内密度控制，对于不按计划生产，超密度的生产者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要特别强调排污的无公害化处理……上述款项均应有硬性指标，以体现强制性质量管理。

3．3 规范种猪企业行为

只有育种体系国家化才能消除引种育种工作无序的局面，才能保证我国猪群不是万国猪病之大成者，才能保证我国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健康高产的种猪群，哪怕这是几代人乃至十多代人为之奋斗才能完成的事。

3．4 规范生物制品市场

生物制品的生产同样应纳入国家化的轨道。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疫苗、菌苗种毒管理十分严格，生产国家化，质量有保证；而今，谁都可以提毒、保毒、生产疫苗，从提毒到疫苗问世快则10来天，慢则几个月，如此高速让人医生物制品者“相形见绌”。如此看来保护率只有30％的紧急疫苗问世自然也不是什么怪事！谁又将疫苗毒的长期安全性放在心上?更有甚者，允许国外弱毒苗入境，五花八门的外国弱毒苗入境，无异于引进了五花八门的毒株，加之多种缺失墓因，谁又敢保证这些弱毒株的长期安全性，以及它们不会有基因重组的可能?

3．5规范兽药市场

兽药生产范围较人药生产范围狭窄得多，但兽药市场比人药市场混乱得多，主要体现在复方抗菌药的违规组方与生产上，将抗菌药与解热镇痛药违规组方是这些伪劣兽药的共同点，减少抗菌药的含量与用量，夸大适应症，用解热镇痛药的暂时退热作用掩盖不能控制感染的本质，造成用药就好一点，一停药就恶化的事实，以达到长期用药牟利的目的。在近年疫病流行中，有太多因伪劣兽药致死病案的报道，许多猪场不是由于疫病而倒闭，而是由于使用伪劣兽药倒闭的。这些刻骨铭心的教训应体现在顶层设计中。

4、疫病防制技术路线

当今疫病肆虐，养猪走何条防治疫病的技术路线十分重要。是走纯疫苗防病路线，还是走以药养猪路线?这两种路都是走不通的。用疫苗控制猪瘟50多年，试问猪瘟控制了吗?人类用BCC,苗(卡介苗)、链霉素、异烟肼等控制了结核病吗?至于以药养猪那更是养猪业的一条不归路!唯有福利养猪的技术路线是真正的科学养猪。此为中外养猪业业已证实的理念，应体现在顶层设计的技术路线中。

在猪病防制上，应该用系统论和生物进化论分析猪—微生物系统，分析这些有害微生物与猪体(猪群)处于何等状态(稳态或耗散结构)，分析系统内外生物子系统在发病学中的地位，分析系统进化中确定性驱动力之一的猪在发病学中的地位……唯有如此才能找到疫病发生与流行的本质，才能不重蹈长期仅用疫苗或疫苗加药物而又不能防制疫病的历史性悲剧。

5、顶层设计应体现技术的先进性

数字化养猪技术在北欧已应用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荷兰NEDAP公司的智能化母猪饲养管理系统不仅将母猪从定位栏中解放出来，还能做到个性化的精准、安全、无应激饲喂：能准确识别发情、生病的猪，避免个人经验带来的失误；高度智能化的管理节省大量人力，在人力资源口趋紧张的今天意义重大。无针头注射器是高新特殊低压技术的结晶，无创伤、无交叉感染、无应激、计量精准，深度到位、快捷高效，是注射器械的历史性革命。

6、顶层设计的透明化

养猪业的顶层设计不是国家发展顶层设计，无须保密，相反，应让国人都知道。如果能形成全民的监督与完善，那将是中国养猪业的福音。

7、顶层设计的法制化

顶层设汁一旦形成共识，须要法制化保证它的贯彻执行，须要法制化保证它的长期一致性，免受个人思维的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