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投资和贷款相比，每亩地46.95元的各种补贴，实在只是一个很小数目。有段时间，丁万成曾想过把地撂荒，出门打工。但考虑自己除种地外没其他手艺，只能作罢。

　　据中国大豆产业协会调查分析，像丁万成这样有还贷压力的豆农，约占整个豆农的一半左右。“为了还贷，他们的豆子一般刚收获就卖掉了，”该协会副会长卢林钢说，“利润大都被中间商赚了。”

　　据介绍，因贷款压力，农资上涨，产量少，收益低，许多豆农已经放弃了种植大豆，转种其它经济作物了。加之，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按保护价格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但早在1996年就受到进口冲击的国产大豆，并没有享受到这项政策的好处。

　　黑龙江农业委员会生产处处长芦玉双提供的数据表明，2007年，黑龙江的大豆种植面积较上年减少了600余万亩，减幅约为1／10。在这个人均6.6亩耕地的农业大省，这个数字意味着有90万豆农放弃了种植大豆。

　　这一数字更加深了卢林钢的担忧：中国的大豆主产区中有2000万亩左右的土地，积温比较低，只适合种大豆。“一旦市场波动，几百万豆农的生存都是个问题。”

　　而同是大豆主产国的美国，情形与中国大不一样。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执行院长彭真怀曾于2005~2006年率领团队做了为期一年的大豆调查。他提供的材料表明，国外对豆农的补贴远在中国之上。在美国，政府一直给予豆农每吨37美元的补贴，年补贴总额达25亿美元，相当于大豆年产值的25%。

　　“这是美国大豆的平均价格低于我国国内价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大豆要参与国际竞争，起点上就不公平。”彭真怀一针见血地指出。

　　大豆压榨业面临大洗牌

　　这颗处于产业链最上游的大豆，在种植环节上，就略显先天不足。而当其一旦踏进流通环节，与国外的转基因大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劣势立现。在这个环节中，杨传学和丁万成等4000万豆农，“甚至还没进入市场，就被淘汰出局了”。他们只是观望者。

　　有数据表明，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出油率仅为16%~17%，而进口大豆的出油率大都在19%~20%，相差2~3个百分点。“大豆的出油率每差一个百分点，加工10万吨大豆，其效益就相差1500万元左右。”彭真怀说。

　　在调研期间，彭真怀接触过不少压榨企业的老总。这些老总帮他算了一笔加工国产大豆的账。结果表明，“对于沿海地区一些大豆加工企业来说，每吨国产大豆的成本要比进口大豆的成本高出170元左右”。

　　以黑龙江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这个在其网页上标明年大豆加工能力为700万吨的企业，如果纯用国产大豆，将会比纯用进口大豆的成本高出近12亿元。事实是，在巨大的成本面前，这个历来以民族品牌自傲的企业，也不得不在沿海设立分公司，加工进口大豆以冲抵加工国产大豆带来的亏损。

　　感情选择终归代替不了市场选择：面对巨大的利益，再爱国的企业家也只能低下高傲的头颅。然而接下来的处境必然是：受制于人。

　　2004年，中国一些内资压榨企业到美国购买大豆。当中国大豆采购团即将赴美采购大豆前夕，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已从先前的每吨220美元，瞬间暴涨到每吨391美元，创下了近15年来的新高。在此背景下，中国采购团只能硬着头皮签署了进口合同。然而当采购团刚刚离开美国后，国际市场的大豆价格随即暴跌至每吨266美元。中方承受不了，纷纷开始退货甚至采取违约手段。

　　据专业人士估计，仅违约和退货，中国采购团的损失就达数十亿美元之巨。此后，国外资本纷纷进驻中国压榨企业。

　　记者经多方求证得到的数据是，中国现有的7000万吨压榨能力中，受外资控制的约占40%。而在实际开工的4000万吨中，外资的比例则在60%以上。

　　有学者指出，中国压榨企业“败走麦城”，从内因分析，一是因每吨800~1000元的暴利驱使，从而盲目扩张；二是因2004年初的禽流感影响，造成豆粕价格下跌；三是商业银行对国内榨油行业紧缩银根，使许多榨油企业开不出信用证，致使资金链出现断裂。

　　令中国大豆产业界苦苦回味的是，当初中国采购团决定赴美前夕，消息就已传遍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与此同时，美国农业部发布消息称，该年度美国大豆歉收。消息刚刚落地，大豆应声上涨。而当中国采购团刚刚离开美国，美国农业部马上出面澄清，新的数据统计显示，04／05年度，世界的大豆产量将大增。消息一出，豆价应声下跌。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说，大豆市场实际上受到了美国操控，中国已丧失了大豆的定价权。

　　来自多种渠道的消息证实：目前世界粮食市场，大都经由“ABCD”四大跨国粮商，即ADM(ArcherDaniels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Dreyfus)之手。它们“经营粮食多年，有成熟的渠道和客户”。

　　“国际大豆市场供不应求，但中国豆农获利不多的原因，就在于市场受控于人。国内的大豆价格是跟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走的，根本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一位压榨企业的老总分析道，“从成本上看，压榨企业更愿意使用进口大豆。中国豆农的大豆要么贱卖，要么就是卖不出去。”

　　这位压榨企业的老总还表示，3月初豆价的暴涨，就是操控说的最好例证。3月，大豆价格突然上涨，其实有价无市，但“造成了一种大豆紧缺的假象，从而裹挟国家发改委通过了大豆油涨价的申请”。

　　对此种现象，彭真怀忧心忡忡。他说：“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控制，不仅会毁掉我国的大豆产业，而且会直接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一旦外资背景的企业掌控中国的大豆产业，中国就会像南美国家一样，在定价、加工、营销等环节上完全受制于人，陷入‘依附性发展道路’。”

　　如何振兴国产大豆产业

　　“大豆已进入资本市场，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提高产量。”针对国内大豆产业不景气现状，大豆专家常汝镇说。他建议，在北方条件适合的大豆主产区，要率先实现机械化、规模化，而在南方大豆产区，要实现套作。

　　常汝镇非常赞赏黑龙江农垦的现代化种植办法，认为农垦的高产量以及低投入，已步入世界先进水平之列。

　　黑龙江农业委员会生产处处长芦玉双提供的材料表明：2001年~2007年期间，黑龙江每亩土地的大豆最高产量为144.8公斤，最低为92.7公斤，平均亩产为118.6公斤。

　　相比之下，已经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生产的农垦情况要好很多。黑龙江农垦北安分局农业局局长刘殿龙提供的数据表明，2001年~2007年期间，北安分局每亩土地的大豆最高产量为189.5公斤，最低为157公斤，平均亩产则达到169.6公斤。小农作业和农垦的平均亩产相差51公斤。

　　对此，该省农垦科研育种中心大豆首席专家胡国华分析道：“小农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投入多，产量低、效益少，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他说，农垦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科学化的耕作与管理方式，其土地产能是农村分散耕作所无法比拟的。农民耕作方式落后，以及不能科学种田，必然造成土地产能下降。以至于“化肥越用越多，产量越来越低”。

　　就此，2003年，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在全省推广“农机合作社”试点。即由省财政为条件成熟的村，每村投入100万元装备，村里出资建设场库棚，村民每亩出资3~5元，作为流动资金入股，土地由大型机械统一耕种。

　　省农机局副局长张侃表示，截至2007年年底,全省已经建立了800多个农机合作社试点，“当年单产就提高了15%”。

　　豆农丁万成所在的新兴村就是农机合作社的最早试点之一。合作社会计马文芳能熟练地背出一组组数字。他表示，2003年当年，村里的人均收入增加了838元。丁万成因自己有一台拖拉机，没有加入合作社，如今后悔不迭。

　　同年，新兴村还实行了“反租倒包”的尝试，即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把农户手中的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村集体，由村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次年，村集体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承包了490户农民的土地。马文芳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秋收时，村里的6000亩大豆良种基地，亩产最高达到185公斤。

　　与此同时，套作在南方的试验也初见成效。

　　“有个地方在甘蔗地里套作大豆，不仅大豆丰收，甘蔗也增产5%。”常汝镇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韩天富提供的材料也显示，在四川推行的“麦／玉／豆”套作模式，较“麦／玉／薯”模式每亩增收198元。

　　“只要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中国大豆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常汝镇信心满怀地说。

　　除增产途径之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爱民博士认为，中国还应建立大豆储备粮制度，以便在大豆价格波动之时，平息市场。

　　对于大豆的流通环节，北京中期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交易部总经理胥京开出了“套期保值”的药方。

　　胥京刚说：“如果中国的豆农、粮商或者企业联合起来，提供透明的信息，充分利用期货套期保值，就会避免很多损失。即使有跨国粮商操纵市场，也可通过期货市场来规避。”

　　彭真怀最初虽然也对套期保值这一市场化手段很看好，但通过调研他发现，尽管中国企业对自己的大豆采购数量、时间、库存在同行面前守口如瓶，但国际粮商和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仍然掌握得一清二楚，从而导致我国企业在全球大豆采购中逢价格最高时接盘的情况屡见不鲜，成为国际大豆市场知名的“冤大头”。

　　因此，在彭真怀看来，建立一个“跨行业、跨部门、超越单一部门利益”，实行“民营、民管、民收益”的大豆行业协会已势在必行。要尽早结束大豆管理上的“九龙治水”、内部信息不透明的局面。要像美国大豆协会那样，真正做豆农的代言人。

　　2007年3月25日，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在北京成立。日前，该协会已向政府提交了《关于大豆产业存在问题及发展对策的报告》。

　　“要是有人能将我们组织起来，帮着我们参与市场竞争，我们就不会这样被动了。”杨传学苦涩地说。